戴上“倫理”帽子的經濟學(1)

　　凱恩斯堅持認為經濟發展只有在當它能夠使人們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時，才算是正當的事業。而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出版)一書中，就對經濟學與倫理學的關係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他認為，從亞里士多德開始，經濟學本來就具有兩種根源，即兩種人類行為的目的：一種是對財富的關註，一種是更深層次上的目標追求。由此產生兩種方法，一種是“工程學”的方法，也就是數學、邏輯的方法，一種是倫理的方法。這兩種根源或方法，本來應是平衡的。但不同學者重視的方面有所不同。從亞里士多德到亞當•斯密，比較註重倫理問題，而威廉•配第、大衛•李嘉圖等更註重工程學方面。現代經濟學則大大發展了工程學方面，卻忽略了倫理方面。

　　科學研究總是把人們當作完全理性的對象，這樣邏輯的方法才能有效。但具體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有許多非理性的東西。單纯的理性的邏輯方法，難以避免現實上的失誤。人們的感情、人們的意志、人們的理想和道德，在經濟行為中，也會起到巨大的作用。單纯的工程學或邏輯方法，是不夠用的。

　　亞當•斯密指出，人們的活動是受自利引導，市場則以互利為原則。這一點被現代經濟學家所繼承和發展了。但人們卻忽略了他的另一些觀點，即應考慮人們的同情心、倫理在人類行為中的作用。一般來講，個人有或至少應當有追求自利的自由，但並不意味著這種追求就一定有倫理正當。當這種追求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時，就違背了倫理正當，從而成為應受譴責的不道德行為。可見，人們的行為，包括經濟行為，不能擺脫倫理道德束縛。純粹的、孤立的經濟行為是不存在的。離開倫理學的經濟學只能使經濟學貧困，正如離開經濟學的倫理學，只能使倫理學空洞一樣。

　　盡管經濟學與倫理學和道德哲學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關聯，但是在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特別是經過馬歇爾和薩缪爾森的拓展，經濟學逐漸抛棄了它的倫理學淵源，在前提假定和論證範式中都發展了它的工程學特徵和數理形式。隨著經濟學家們在經濟學的知識生產體系中不斷強化這個趨勢，我們看到，經濟學逐漸脫離和淡化了倫理學的影響。被稱為“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不僅在理論分析中回避了規範分析，而且還忽視了人類複雜多樣的倫理考慮(ethical consideration)，而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中，這些倫理考慮會實實在在地影響人們的實際行為。在那些研究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家的眼中，這些複雜的倫理考慮本身就是基本的不可回避的事實存在，它是真實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什麼規範判斷問題。工程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是註重邏輯的推演和判斷，而忽略與人類行為密切相關的倫理問題，不關心人類的終極目標和價值判斷，因而也就不能回答著名的蘇格拉底問題(Socratic question)所提出的“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這樣的疑問。但是在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中，它的工程學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而倫理學的一面卻遭到了漠視，這對於經濟學的發展是一種非常不利的趨勢。可以說，與倫理學隔閡的日益加深是經濟學出現貧困化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盡管我們不能斷言這是唯一的原因。

　　我們由此可以認為，經濟行為不單單是一個理性的選擇結果，在很多時候，它必須能夠接受倫理上的考問，才具備存在的正當性。

　　存在市場競爭的公司具備相當的社會屬性，因此在理性和倫理之間，必須尋找一種為大衆接受的平衡點。在商業高度發達的時候，公司倫理也已成為企業組織倫理中一個全新的課題。

　　幾個世紀以來，個體道德和社會經濟秩序的形成在許多文化和理論傳統中一直是實踐和理論上的重大問題。以企業組織行為為主體的現代公司倫理研究則是20世紀70年代在北美開始的，80年代末影響到歐洲，90年代擴展到太平洋邊緣、拉丁美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公司倫理研究的日益興起有很多原因。大的跨國公司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出經濟領域，各種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都在努力改善公司行為，冷戰後形成的“全球化”要求企業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道德自律，許多國家的私有化、自由化和政府管理強度的減弱擴大了企業組織的自由空間，加之現代社會的多元化和“道德混亂”，企業怎樣處理自由和責任的關係，使企業積極地促進社會發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責任”在當代道德思想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倫理學的核心概念。在企業界，“責任”的意義很具體，許多企業行為都是和社會責任聯繫在一起的。

　　世界銀行這樣定義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與關鍵利益相關者的關係、價值觀、遵紀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區和環境有關的政策與實踐的集合。它是企業為改善利益相關者的生活品質而貢獻於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承諾。

　　公司?經濟、社會和環境方面的行為是緊密交織、部分重疊的。在重疊的部分，企業的一個決策需要獲得兼備的結果。不單是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還要承擔起對企業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保護其權益，以獲得在經濟、社會、環境等多個領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最近沸沸揚揚的食品巨頭雀巢公司的“公平貿易”風波就是倫理介入經濟領域的一個明顯案例。

　　在“倫理購物”的戰鬥中，雀巢終於決定接受道德的高標準，同意購買公平貿易咖啡，並在自己的產品上貼上“公平貿易”的標簽。早在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咖啡連鎖店星巴克就在壓力之下，開始販賣公平貿易咖啡，但在全球四大跨國運作的咖啡焙炒商中，雀巢是第一家在公平貿易運動中邁出步伐的巨頭。英國公平貿易運動人士認為，雀巢的舉動實在具有風向標的意義。

　　所謂“公平貿易”，就是有別於傳統的“市場決定價格”的自由貿易。在該原則下，從咖啡豆到茶葉到菠蘿的種植者在賣他們的產品時，價格可以高於世界市場價格。以來自薩爾瓦多和埃塞俄比亞的5個合作的小農場主的阿拉伯咖啡豆為例，國際市場價是25便士一公斤，“公平貿易”中的農民得到33便士。再比如速溶咖啡，貼有“公平貿易”標簽的每罐100克的Blend咖啡要賣到2.69英鎊，雀巢的同類產品則要便宜上40便士。並不是所有的生產商都可以賣上高價，只有被公平貿易基金會納入體系內的種植者們才有這樣的幸運。採購這些產品的公司，會在產品上貼上“公平貿易”的標簽上市。

　　“公平貿易”的運動人士認為，傳統的貿易根本無法保護種植農夫的利益。他們認為，雀巢、卡夫、莎莉和寶潔四大咖啡焙炒商，壟斷著這個行業，主宰著咖啡價格，甚至影響了咖啡種植者們的生存條件。在過去的六年中，咖啡豆價格暴跌，大約有2500萬小型咖啡種植主們得不到合理利潤，離開了這個行業。很多咖啡種植者窮到不能負擔起醫療費，更無法送孩子上學。按照公平貿易運動的發起者—— 樂施會的數字，目前咖啡豆的價格已經跌破成本，達到歷史最低水平。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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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 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