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技術發展提升社會和個人的總福利

　　金融技術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似乎遠不如科學技術這麼明顯。钞票、債券、股票甚至更複雜的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產品，我們其實在日常生活中都經常使用，比如钞票，但大多數金融技術好像離我們很遙遠，也不覺得有什麼重要性。如果反過來看，也許金融技術的重要性就會凸現出來。假設我們現在沒有钞票，那會怎麼樣呢？每個人為了獲得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物質產品，比如種糧食的人要獲得羊肉，不像現在的人把糧食賣了獲得钞票，再用钞票去買羊肉那麼簡單。他可能要跟賣雞的人交換，再用雞交換食鹽，再用食鹽交換山羊，也許比這還要複雜。既浪費了大量時間，而且每個人都去做銷售商，缺乏分工的專業性，也就缺乏效率。有了钞票，尤其是現在有了電子貨幣，一樁不管多大的交易都可以在瞬間完成。再說，現在的住房貸款。以前沒有這項金融技術時，要買一套40萬的房子就得節衣縮食存錢，對於一個年薪5萬的職工來說，除掉吃喝每年存4萬元，也得存上10年。在這10年里，衣食住行都處於極為低等的水平上，生活質量就更談不上了。但是有了住房按揭貸款就不一樣了。按照現在的首付2成的比例，先交8萬元，其他32萬元20年按揭貸款，每月還款不到2000元。對於一個年薪5萬的人來說，不僅可以提早10年住上新房子，還有一半工資可以自由支配，用於購物、吃飯、旅遊等。同樣的工資，只是因為有了房屋按揭貸款，整個生活狀況立馬改變。

　　因為金融證券的不發達而帶來的後果還遠非如此。例如，我們中國人賺到錢後，恨不得每一分都存下來。這個勤儉節約的美德其實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美”。

　　這只是講金融技術對個人生活的重要性。金融技術對一個國家更為重要。

　　19世紀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以區區不到2 000萬人口控制了世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土地，英國憑什麼這麼強大？英國經過17世紀的“光榮革命”後，確立了君主立憲體制，18世紀開始擁有了發達的金融技術和金融市場。在那個時期要想擁有戰勝別國的強大軍力，就得有大量的金錢。1752年時，英國政府發行的公債利率是2.5％，而法國公債的利率是5％。英國以較低的利率從英國公民手中融來了大量的資金，這些資金用來發展海軍，也因為有這些巨額的資金，英國才擁有強大的海軍，才有統治全世界的軍事實力。而其中金融技術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反之，法國由於處在君主專制時代，金融技術又不發達，在融資方面不如英國，在兩國的競爭中落敗。由於英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政府就能贏得民衆的信任，能以低利率獲得大量的資金。而作為君主專制的法國則不能得到民衆的信任，只能以高於英國一倍的利率發行債券。因為金融技術的基石是信任，人們天生只認同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對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心生恐懼。要是沒有這種信任，金融技術再發達，金融市場也是無法發達起來的。像英法兩國的故事表明的，一個專制的政府無法獲得大家的信任，再好的金融技術也無法獲得成功。要實現金融技術，一定要有制度上的保證作為前提，通過制度機制獲得大家的信任。因此，證券融資不只是簡單地把未來的收入提前花，而是為未來創造更多發展空間。

　　近代中國的經歷比法國更糟。法國至少能在本國融到國債資金，而中國到1930年代之前，政府根本融不到資金。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給清政府帶來了約6億兩白銀的巨額賠款。如果清政府也能按5％的年利息從本國融資，而且也能拿當時每年約一億兩白銀的財政收入的一半來支付利息(像英國那樣)，那麼晚清政府可承受約10億兩白銀的國債，或許那兩次賠款不至於使清政府破產。

　　這當然是假設，晚清政府沒有像樣的本國資本市場，因而只能向其他金融市場比較發達的國家借款。那麼，什麼是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債務抵押品呢？如果發行的是主權債，發行的主體是一國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拿土地(比如遼東半島)作抵押或許是很容易想到的一個方案。但是，這肯定是全國老百姓不能接受的，所以行不通。而用其他的有形資產(比如故宮)來作抵押，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拿未來的稅收作為國債抵押品，差不多是當時唯一可以作出的安排。最近有一些研究也發現，一般的投資者對管理層侵吞上市公司有形資產的行為，往往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管理層侵占公司未來的收入流的話，在多數國家裡，對外部投資者來說不會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把海關收入抵押出去之後，隨之而來的合約條款的執行和監督又成了一個問題。當時的清政府連最基本的會計財務制度都不存在，根本沒有能力保證這種安排的順利實現。於是，清政府被迫讓一個英國人擔任海關總長，這是我們中國人到現在都沒辦法接受的安排。退一步講，其根本原因還是中國沒有發展自己的科學技術以及金融技術。

　　其實中國在宋朝時就使用?紙幣，這對於世界來說是一個偉大的金融技術發明。所以宋朝的經濟也是非常發達的，那麼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圍繞貨幣金融的發展做得很好，而圍繞債券和其他證券的發展一直都沒有跟上來呢？我認為，主要還是與我們的觀念有關。1898年，晚清政府發行“昭信股份”募集國債資金。這實際上是清政府第一次在國內發行公債，目標是一億兩白銀。幾個月後，發現總的需求大概是1000萬兩，僅完成目標的十分之一，後來被迫放棄。出現這個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們的傳統觀念里，借錢花是一件很丢臉的事，在政府層面上更是這樣，而可能正是這樣一種觀念造成了屈辱的中國近代史。比如，即使鴉片戰爭失敗以後，當時的清政府還是想往國庫里存錢，1842年清政府的財政盈餘為150多萬兩白銀，1847年則超過380多萬兩(參見張國輝《中國金融通史》第二卷)。而以我們現在的觀點，當時應該做的恰恰是要想辦法借國債而不是要存錢，要把未來的收入提前到鴉片戰爭後的1840—1860年去花，去發展國力，把未來中國的可選擇機會空間大大地擴大。

　　由此我們看出，能否通過金融證券的說明把未來的收入提前花，進而又反過來改變或者很大程度上拓寬未來的發展空間，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核心的觀念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願意借錢花，是不是願意通過證券、債券把未來的收入提前到現在來花，這個核心的觀念直接影響著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

　　所以，金融發展對於國家和個人都有著很具體的含義，可以說明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更好地平衡財務狀況。而對於一個國家，金融技術的發展和政治制度密切相關，它的發展甚至可以改變國家的歷史。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