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無論是對於世界，還是對於中國來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完美的。

　　人們公認的事實是，大多數獲獎人的研究課題，大家都沒有了解。大家無從知道那些贏家究竟做了些什麼，值得獲這麼大的榮耀。即使從事經濟研究的一部分教授，也總是坦白地說：“不知瑞典皇家學院為何要把獎項頒發給這一個人，這兩個人或者是這三個人？”

　　關於中國人何時拿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猜測，有人說：“這是個很單纯的問題，就是水平遠遠不夠罷了。正如有一個孫繼海在英超踢球，是遠談不上什麼時候拿世界杯的。”

　　不管是否是酸葡萄心理，圍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興奮，與前些年相比已經減弱了很多。而且在國際交流的過程中，大多數人明白了：我們在某些方面的距離，短期內是穿著跑鞋也追不上的。一味地強調諾貝爾情結，常常是吃力不讨好。

　　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從1969年後，諾貝爾經濟學獎總是被美國大學的從業者拿走。美國人主宰諾貝爾經濟學獎，已是不爭的現實。從1999年羅伯特•蒙代爾獲得殊榮以來，美國人已經是連續六年拿到此獎項。而且有專家表示，這種趨勢持續下去，也不會有人驚訝。甚至瑞典皇家科學院都表示：美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動力，其部分原因要歸於是他們花在研究上的錢。這自然是說，現代經濟學的智力重心已經移到了美國。

　　在獲獎者獲獎時就職學校方面，芝加哥大學占絕對多數，共有9位。另有10位獲獎者曾短期或長期就讀或者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因此有“經濟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之稱。芝加哥學派獲獎人數如此之多可能也與瑞典從福利國家向政府作用更小、經濟更自由的國家作政治轉型有一定關係。劍橋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學、加州伯克利和哥倫比亞大學各有3名以上獲獎者。

　　我們容易產生，也傾向於輕易地抹殺自己的諾貝爾情結。事實上，與中國一樣經濟高速發展的印度，也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寄予厚望。特別是在1998年，終於有印度人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獲得這個最高獎項。這種期待終於在發展中國家夢想成真。但我們還是要註意到，有為數不少的印度裔經濟學家是在美國從事著前沿研究。而且與其他社會學科相比，印度人在經濟學上的貢獻也最成熟。

　　可到了今天，印度學界意識到，與其徒勞地期待和預測印度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如出現更多的商業管理領袖，聽起來更有希望，更令人鼓舞。印度人意識到，自己在國際上被引用的論文索引，實在是乏善可陳，而這對諾貝爾經濟學獎至關重要。

　　比較起來，中國學者甚至更沒有優勢。大部分人的研究，還停留在學習西方的階段，沒有原創性的東西出現。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曾表示，從中國目前的情況說，拿到諾貝爾獎至少是一代人以後的事情。這涉及到具原創性思想的出現，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需要長時間實踐驗證的過程。

　　但是，林毅夫依舊堅持不懈地邀請不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到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作演講。他希望以獲獎者的現身說法，消除中國人對該獎項的距離感。“對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倒也不是說一定要。比如說打網球，不見得每個人都一定要拿冠軍，但你看到有人得到冠軍會激勵大家去努力，去作為一個奮鬥目標，我覺得這樣有一定的目標比較容易挖掘大家的潛力。”林毅夫說。

　　其實一個有意思的話題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滿爭議。因為首先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根本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多年來關於此獎項是否應該設立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獎項獲得者也都持反對或者保留意見。例如瑞典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缪達爾(Gunnar Myrdal)就曾經呼籲取消此獎，雖然正是他在1968年說明瑞典中央銀行設立了這些獎並於1974年親自領取了 獎項。

　　與他同年獲獎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利(Friedrich hayck)在諾貝爾頒獎酒會上向瑞典國王和王後祝辞時也說到，如果當初咨詢他的話，他會建議不設立此獎。

　　第二個爭議在於經濟學是否是門科學。事實上，經濟學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其他獎項獲得者所輕視。反對者認為經濟學不夠科學的標準，也不能對人類進步作出足夠的貢獻來繼承諾貝爾這個名稱的榮耀。畢竟，在絕大多數國家，經濟學的畢業生獲得的是哲學學位。

　　這種說法突出了經濟學被排斥在科學之外的狀況。在傳統意義上，“科學應該是有基於事實的理論模型。它包括知識的系統化、現象的觀察和可以被實驗或者其他方式驗證或者否定的假設”。

　　經濟學中許多偉大的概念比如“看不見的手”、“比較優勢”以及“勞動力分工”等都是在20世紀前提出的，但概念本身並不是科學。正如貝多芬、莫奈、柏拉圖對於聲音、色彩和哲學都有卓越的理解，但這些天才們都不是科學家。因而，諾貝爾在19世紀末設立時，經濟學並不具備一門科學的要素。

　　有人說：“把科學和諾貝爾加在這個獎項的頭上，是多麼榮光的一件事情！這個榮譽是如此的沉甸甸，單憑此，就可以獲得數十億的貸款。不幸的是，在現實經濟中，它幾乎無法產生貨幣價值。”

　　傳統上，經濟學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們受自身利益驅動並能作出理性決策的假設基础之上。長期以來，經濟學被普遍視為是一種依賴於實際觀察的經驗科學，但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1890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經濟學原理》，自此經濟學知識開始系統化。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學已經轉型成為了一門符合科學所有要求的技術學科，充滿了定義、證明、參數估測以及假設測定。有些人甚至認為，如今的經濟學已經比物理學更加數學化。

　　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那些偉大的經濟學家紛紛抱獎而回後，許多人開始認為沒有足夠多真正傑出的經濟學家配得上這個獎。於是關於得獎名單的爭議也越來越大。

　　某種程度上，這是事實。70年代的獲獎人基本沒有引起太多爭議。羅賓遜(Joan Robinson)、卡爾多(Nivholsd Kslfot)、勒納(Abba Lerner)和帕廷金(Don Patinkin)可能是由於離世過早而沒能獲獎。到80年代中期，那些無可爭議的偉大人物或者已經不在人世或者已經得獎，評獎委員會更難做出讓所有人都滿意的選擇。

　　幾乎每個人都認為評獎委員會將1972年的獎項共同授予阿羅(Denneth Arrow)與希克斯爵士(John Hicks)是一個錯誤。不是說希克斯不配得獎，而是因為阿羅是20世紀最偉大的兩到三位經濟學家之一，他和1970年獲獎的薩缪爾森一樣應該得到單獨肯定。而提出經濟成長模型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梭羅在1987年才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青睞也顯然太遲了。

　　諾貝爾經濟學家地位崇高，但得獎者常常早已過了學術研究的巅峰期，甚至過了教書育人的黃金時期。這是因為瑞典皇家科學院很少將經濟學獎授予近期的經濟研究成果。與物理學獎獲得者的平均年齡52歲相比，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平均年齡達到了67歲。有人批評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成了所謂的終身成就獎，這與諾貝爾獎“鼓勵未來工作”的初衷相違背。

　　也許，由於政治與經濟的緊密關係，瑞典科學院也想避免外界將獎項誤讀成為現有的政治或者制度行為。

　　有人認為，每兩年頒發一次給40歲以下最傑出經濟學家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1在這一點上比諾貝爾經濟學獎更有價值，但是兩個獎都拿過的麻省理工教授梭羅一語道破天機：沒人知道克拉克獎是什麼，可每個人都知道諾貝爾。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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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 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