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影響中國
徐小平：你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的是MPA，你能不能具體講一講你的專業？
劉瀾：MPA就是公共管理，我學的是公共管理中的國際發展。像江澤民、朱镕基他們做的都是公共管理的工作。國際發展專業就是學習如何使一個國家富強起來，學的是如何使發展中國家發展。
徐小平：你這個專業主要培養的是什麼人才？
劉瀾：MPA培養的主要是政府官員和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人。
徐小平：中國現在國內有類似的專業嗎？
劉瀾：有，比如我上學的時候，北大就有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它分為兩個專業，一個是政治學，另一個是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就是差不多的專業，但公共管理的範圍可能會更大一些。現在清華大學就有公共管理學院，是剛成立不久，而且清華和肯尼迪政府學院間的合作會更密切一些。
徐小平：肯尼迪政府學院是什麼時候開始招收中國學生的？
劉瀾：好像從9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學院就開始招收中國學生。我以前認識一個朋友，她是北外畢業的，畢業後在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就去了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MPA。最後她有沒有拿到MPA這個學位我就不清楚了，因為她到了哈佛以後，很快就轉入了哈佛的法學院，並且拿到了法學博士。現在她在國內，做一家國外保險公司的中國首席代表。但是從學校畢業直接去讀這個專業是近年來的事情，而從工作單位中去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的，中國每年都有人去，當然他們主要在中國一些大的單位工作。
徐小平：也就是中國已經意識到了即使在政府管理這樣高度政治化的領域，也應該向美國學習。
劉瀾：對。就像中國一實行市場經濟，大家都認識到了MBA的重要性，於是有很多人都去國外讀MBA。實際上中國現在最缺的還不是MBA人才，因為有些人是商業上的天才，他們不需要學習MBA也能把生意做得很好、做得很大。中國現在最缺的是公共管理人才，所以國家才有意識地派一些人出去學習。公共管理不一定和意識形態有關，管理經驗是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財富。
徐小平：你學的這個專業在某種程序度上說比經濟學或MBA更能和中國的社會緊密相關，那麼你本人將來畢業後有什麼工作計劃？
劉瀾：畢業以後一方面我可能會繼續讀這個專業的博士，因為一個國家如何發展用兩年的時間就學完了也太容易了一些。哈佛大學有一名教師是以前蘇聯改革的顧問，他有一個理論叫“休克療法”，他在公共管理這方面有很豐富的實踐經驗，我想跟他多學習一些東西。有人認為“休克療法”是失敗的，因為拿俄羅斯和中國進行比較，中國現在是蓬勃向上發展，而俄羅斯現在沒有中國的發展快，而且在有些方面還顯得很混亂。但是不能只看眼前的形勢，“休克療法”的最大貢獻在於它解決了很多產權方面的問題。俄羅斯雖然現在發展比較慢，但產權明晰以後，發展可能就會很快。中國雖然現在發展很快，但遲早都要過產權這一關。
也可能會去國際組織工作，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地方。另外我可能也會回國工作，但是我回國在政府工作有一定難度，因為國內提拔幹部有很嚴格的程序。比如某人是某部的副司長，然後單位派他出國留學，回來以後就可能提拔他為正司長。像我這樣沒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人，走這條路不一定會很順利。
徐小平：我覺得你是一個學者型、思想型、哲理型的人才，你又要去哈佛留學，將來你必將會成為一個有影響的人物。從最長遠的角度，比如說十年或二十年以後，你希望以什麼方式來影響中國？
劉瀾：我也許會做一個經濟政策等方面的制定者或做一個政策顧問，也可能會做一個像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美國最著名的專欄作家，對現實政治發揮了很大影響力）這樣有影響力的評論家。
本書記述了作者劉瀾在哈佛學習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的歷程。包括他在哈佛的學習、生活、師長、朋友、觀察。作者曾以四川省高考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學，以新東方歷史上第一個GRE滿分和哈佛大學全額獎學金考入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作者以本書分享了他的學習經驗。本書對有志於成才的大中學生、青年人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劉瀾：MPA就是公共管理，我學的是公共管理中的國際發展。像江澤民、朱镕基他們做的都是公共管理的工作。國際發展專業就是學習如何使一個國家富強起來，學的是如何使發展中國家發展。
徐小平：你這個專業主要培養的是什麼人才？
劉瀾：MPA培養的主要是政府官員和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人。
徐小平：中國現在國內有類似的專業嗎？
劉瀾：有，比如我上學的時候，北大就有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它分為兩個專業，一個是政治學，另一個是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就是差不多的專業，但公共管理的範圍可能會更大一些。現在清華大學就有公共管理學院，是剛成立不久，而且清華和肯尼迪政府學院間的合作會更密切一些。
徐小平：肯尼迪政府學院是什麼時候開始招收中國學生的？
劉瀾：好像從9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學院就開始招收中國學生。我以前認識一個朋友，她是北外畢業的，畢業後在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就去了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MPA。最後她有沒有拿到MPA這個學位我就不清楚了，因為她到了哈佛以後，很快就轉入了哈佛的法學院，並且拿到了法學博士。現在她在國內，做一家國外保險公司的中國首席代表。但是從學校畢業直接去讀這個專業是近年來的事情，而從工作單位中去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的，中國每年都有人去，當然他們主要在中國一些大的單位工作。
徐小平：也就是中國已經意識到了即使在政府管理這樣高度政治化的領域，也應該向美國學習。
劉瀾：對。就像中國一實行市場經濟，大家都認識到了MBA的重要性，於是有很多人都去國外讀MBA。實際上中國現在最缺的還不是MBA人才，因為有些人是商業上的天才，他們不需要學習MBA也能把生意做得很好、做得很大。中國現在最缺的是公共管理人才，所以國家才有意識地派一些人出去學習。公共管理不一定和意識形態有關，管理經驗是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財富。
徐小平：你學的這個專業在某種程序度上說比經濟學或MBA更能和中國的社會緊密相關，那麼你本人將來畢業後有什麼工作計劃？
劉瀾：畢業以後一方面我可能會繼續讀這個專業的博士，因為一個國家如何發展用兩年的時間就學完了也太容易了一些。哈佛大學有一名教師是以前蘇聯改革的顧問，他有一個理論叫“休克療法”，他在公共管理這方面有很豐富的實踐經驗，我想跟他多學習一些東西。有人認為“休克療法”是失敗的，因為拿俄羅斯和中國進行比較，中國現在是蓬勃向上發展，而俄羅斯現在沒有中國的發展快，而且在有些方面還顯得很混亂。但是不能只看眼前的形勢，“休克療法”的最大貢獻在於它解決了很多產權方面的問題。俄羅斯雖然現在發展比較慢，但產權明晰以後，發展可能就會很快。中國雖然現在發展很快，但遲早都要過產權這一關。
也可能會去國際組織工作，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地方。另外我可能也會回國工作，但是我回國在政府工作有一定難度，因為國內提拔幹部有很嚴格的程序。比如某人是某部的副司長，然後單位派他出國留學，回來以後就可能提拔他為正司長。像我這樣沒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人，走這條路不一定會很順利。
徐小平：我覺得你是一個學者型、思想型、哲理型的人才，你又要去哈佛留學，將來你必將會成為一個有影響的人物。從最長遠的角度，比如說十年或二十年以後，你希望以什麼方式來影響中國？
劉瀾：我也許會做一個經濟政策等方面的制定者或做一個政策顧問，也可能會做一個像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美國最著名的專欄作家，對現實政治發揮了很大影響力）這樣有影響力的評論家。
本文摘自《GRE滿分者分享哈佛》
本書記述了作者劉瀾在哈佛學習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的歷程。包括他在哈佛的學習、生活、師長、朋友、觀察。作者曾以四川省高考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學，以新東方歷史上第一個GRE滿分和哈佛大學全額獎學金考入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作者以本書分享了他的學習經驗。本書對有志於成才的大中學生、青年人有積極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