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風雨飄搖(1)

　　太平天國在長江流域興風起浪的同時，黃淮地區亦狼煙四起。變民團體之多，人數之衆，勢頭之猛，對大清帝國威脅之嚴重，絲毫不亞於太平天國。由於這些變民團體大多由一種叫做“撚”的民間組織發展而來，故而後世歷史學家籠統稱之為“撚軍”。

　　“撚”為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或“一伙”。安徽、河南一帶農村在迎神賽會時，人們將一種特殊的紙張搓成“撚子”，蘸上油脂點燃，用來驅除疾病和災難，類似於其他地區求神拜佛時燃香點燭之舉。後來，這一地區的遊民結伙外出的行為就被人們形象地稱作“結撚”。

　　黃淮地區的部分農村有溺殺女嬰的惡俗，這種因為生路艱難而迫於無奈的做法導致該地區性別比例嚴重失調，高達五分之一的青壯男子在應當娶妻生子的時候，卻不能得償所願。沒有正常家庭生活的青壯年男人們遂成為一個燥動難安的群體，或四處遊蕩，或嘯聚成黨，此即為最初結撚之由來。自1790年代以來，安徽北部、江蘇西北部、河南中東部、山東西南部等地區的鄉民，一直流行結撚外出謀求生計——當然少不了打家劫舍——“居者為民，出者為撚”。每一股稱為一撚，少則幾人、幾十人，多者二三百人，越是荒年，人數越多。

　　黃河、淮河為中國境內兩條令人恐怖的河流，它給予兩岸尤其是中下遊居民的利益遠遠少於它所帶來的災難。兩河潰堤、決口、改道的記錄不絕於史，而每一次潰決改道都是一場兇殘的屠殺，滔滔黃水從天而降，猶如脫缰的野馬，肆無忌憚地吞財噬物，幸而沒有被洪水屠殺的居民則面帶驚恐和絕望的神情，於荒郊曠野流浪。1850年代，大清帝國憂患深重，政府修明盡失，黃、淮河堤疏於修護，潰決不時發生。1850年，淮河在蘇北決口，“徐州至揚州，方圓數千里，廬舍禾稼蕩然無遺”；1851年，皖北地區久雨成災，黃河在江蘇北部的豐縣地段決口；1855年，黃河在河南開封以東的銅瓦廂大決口後，下遊改道北向，沖出一條流經山東半島的新河道。流離失所而又饑馑難耐的農民，在生與死的苦苦掙紮中紛紛入撚，新一輪的結撚步入高潮。

　　撚軍在1855年後能成功地控制著蘇、淮、魯、豫的一些地區，還必須歸因於大清帝國鼓勵團練自衛組織的嘗試在黃淮、華北地區出人意料的失敗。在南方太平天國活動的數省，上層紳士常主動組織團練和兵勇，但在皖北、河南、山東和直隸等省則不同，顯貴士紳很少真正願意親自採取這樣的措施。因為，農村的動亂非常普遍，擁有大量家財的顯貴士紳都不願把武裝和不可靠的人安置在週圍，他們非常願意住在城市，在城里興辦城團或練勇，而撚軍運動恰恰在鄉村集鎮這一層結構上，才能夠蔓延擴大——集體抗稅的農民、遊手好閑的鄉衆和異端教門等心懷不滿的集團早就潛藏其中。

　　撚軍的興起還重新激起了這一地區白蓮教的复興欲望。1850年代後期，在安徽、河南的一些村莊和集市中出現了“順天軍師” 王庭桢率領的一支約有五千人的教派軍隊，他們身穿鮮紅上衣，手舞飛刀， 號稱無敵。但他們並不是真的無敵，幾個月以後，即被政府的軍隊擊垮。

　　幾年之後，另一支具有白蓮教傳統的教派在山東歸德爆發。教首郜永清預言“大劫”將降臨這個世界，但他可以說明信徒脫災免禍。河南的一些盜匪、安徽的一支撚軍先後加入了這個教派。郜永清率領他的信徒們採取的軍事行動持續了一年多時間，才在政府軍隊猛烈的炮火中消失。

　　撚軍在黃淮地區的侵擾不但鼓勵了抗稅，啟用了邪教，同時也助長了盜匪活動。許多地方的盜匪紛紛打出撚軍的旗號，幹著殺人越貨的下遊勾當。更有甚者，則以手中掌握的武裝力量為資本，利用政府與撚軍的對立，採取騎牆姿態，希望能左右逢源。出生於安徽鳳台的苗沛霖就是這樣一個惡棍式的人物。他在淮河中部地區控制了一支強大的武裝部隊，時而打著撚軍的旗幟，幹著偷雞摸狗的營生，時而接受朝廷的封賞，極盡打擊排擠撚軍之能事，反复無常，毫無原則，隨時都能與任何人結盟。苗沛霖的出現意味著黃淮地區的社會局勢實在是糟糕透頂。

　　除了初期漫不經心的原因之外，大清帝國在1850年代一直被太平天國所困擾，這在客觀上促使了黃淮地區各種民變武裝的瘋狂發展。1858年，張樂行及其友軍選擇了與具有圍城戰豐富經驗的太平軍結盟的道路，“聽封而不聽調用”，以取得太平軍的說明。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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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