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風雨飄搖(1)

  太平天國在長江流域興風起浪的同時,黃淮地區亦狼煙四起。變民團體之多,人數之衆,勢頭之猛,對大清帝國威脅之嚴重,絲毫不亞於太平天國。由於這些變民團體大多由一種叫做“撚”的民間組織發展而來,故而後世歷史學家籠統稱之為“撚軍”。

  “撚”為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或“一伙”。安徽、河南一帶農村在迎神賽會時,人們將一種特殊的紙張搓成“撚子”,蘸上油脂點燃,用來驅除疾病和災難,類似於其他地區求神拜佛時燃香點燭之舉。後來,這一地區的遊民結伙外出的行為就被人們形象地稱作“結撚”。

  黃淮地區的部分農村有溺殺女嬰的惡俗,這種因為生路艱難而迫於無奈的做法導致該地區性別比例嚴重失調,高達五分之一的青壯男子在應當娶妻生子的時候,卻不能得償所願。沒有正常家庭生活的青壯年男人們遂成為一個燥動難安的群體,或四處遊蕩,或嘯聚成黨,此即為最初結撚之由來。自1790年代以來,安徽北部、江蘇西北部、河南中東部、山東西南部等地區的鄉民,一直流行結撚外出謀求生計——當然少不了打家劫舍——“居者為民,出者為撚”。每一股稱為一撚,少則幾人、幾十人,多者二三百人,越是荒年,人數越多。

  黃河、淮河為中國境內兩條令人恐怖的河流,它給予兩岸尤其是中下遊居民的利益遠遠少於它所帶來的災難。兩河潰堤、決口、改道的記錄不絕於史,而每一次潰決改道都是一場兇殘的屠殺,滔滔黃水從天而降,猶如脫缰的野馬,肆無忌憚地吞財噬物,幸而沒有被洪水屠殺的居民則面帶驚恐和絕望的神情,於荒郊曠野流浪。1850年代,大清帝國憂患深重,政府修明盡失,黃、淮河堤疏於修護,潰決不時發生。1850年,淮河在蘇北決口,“徐州至揚州,方圓數千里,廬舍禾稼蕩然無遺”;1851年,皖北地區久雨成災,黃河在江蘇北部的豐縣地段決口;1855年,黃河在河南開封以東的銅瓦廂大決口後,下遊改道北向,沖出一條流經山東半島的新河道。流離失所而又饑馑難耐的農民,在生與死的苦苦掙紮中紛紛入撚,新一輪的結撚步入高潮。

  撚軍在1855年後能成功地控制著蘇、淮、魯、豫的一些地區,還必須歸因於大清帝國鼓勵團練自衛組織的嘗試在黃淮、華北地區出人意料的失敗。在南方太平天國活動的數省,上層紳士常主動組織團練和兵勇,但在皖北、河南、山東和直隸等省則不同,顯貴士紳很少真正願意親自採取這樣的措施。因為,農村的動亂非常普遍,擁有大量家財的顯貴士紳都不願把武裝和不可靠的人安置在週圍,他們非常願意住在城市,在城里興辦城團或練勇,而撚軍運動恰恰在鄉村集鎮這一層結構上,才能夠蔓延擴大——集體抗稅的農民、遊手好閑的鄉衆和異端教門等心懷不滿的集團早就潛藏其中。

  撚軍的興起還重新激起了這一地區白蓮教的复興欲望。1850年代後期,在安徽、河南的一些村莊和集市中出現了“順天軍師” 王庭桢率領的一支約有五千人的教派軍隊,他們身穿鮮紅上衣,手舞飛刀, 號稱無敵。但他們並不是真的無敵,幾個月以後,即被政府的軍隊擊垮。

  幾年之後,另一支具有白蓮教傳統的教派在山東歸德爆發。教首郜永清預言“大劫”將降臨這個世界,但他可以說明信徒脫災免禍。河南的一些盜匪、安徽的一支撚軍先後加入了這個教派。郜永清率領他的信徒們採取的軍事行動持續了一年多時間,才在政府軍隊猛烈的炮火中消失。

  撚軍在黃淮地區的侵擾不但鼓勵了抗稅,啟用了邪教,同時也助長了盜匪活動。許多地方的盜匪紛紛打出撚軍的旗號,幹著殺人越貨的下遊勾當。更有甚者,則以手中掌握的武裝力量為資本,利用政府與撚軍的對立,採取騎牆姿態,希望能左右逢源。出生於安徽鳳台的苗沛霖就是這樣一個惡棍式的人物。他在淮河中部地區控制了一支強大的武裝部隊,時而打著撚軍的旗幟,幹著偷雞摸狗的營生,時而接受朝廷的封賞,極盡打擊排擠撚軍之能事,反复無常,毫無原則,隨時都能與任何人結盟。苗沛霖的出現意味著黃淮地區的社會局勢實在是糟糕透頂。

  除了初期漫不經心的原因之外,大清帝國在1850年代一直被太平天國所困擾,這在客觀上促使了黃淮地區各種民變武裝的瘋狂發展。1858年,張樂行及其友軍選擇了與具有圍城戰豐富經驗的太平軍結盟的道路,“聽封而不聽調用”,以取得太平軍的說明。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14、風雨飄搖(1)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