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半夢半醒(2)

　　這位體恤民情、為官清廉的儒士是帝國高級官員中為數極少的開明者。他在《禁鴉片論》一文中指出，鴉片貿易是“英夷之剥我元氣而富強其國”，那些把“英夷為寇，擾亂海疆”歸咎於鴉片之禁的論調是“因噎而廢食”，嚴禁鴉片應當“先貴而後踐，先富而後貧，先內而後外，先豪猾而後良弱”。在“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瀛環志略》一書中，不僅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技術，還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與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大同社會”的精神是一致的。徐繼畲應該是最早對華盛頓那種沒有國王的治國方式給予關註的中國人，遺憾的是徐繼畲的認識難以在中國推而廣之，於是，中國與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只有隔洋相望。

　　廣東學者梁廷楠從西方傳教士那里道聽途說，再加上自己的臆測，編寫了《合省國說序》、《海國四說》等書，書中充分肯定了美國的民主政體，認為一國之賞罰、禁令，先出於民議，而後擇而行之，確實彰明較著。但他斷定，美國的民主政體之所以能實現，是因為美國人“喜謀利”、“不讀書”、安於愚賤所至。他以鄙視蠻夷的心態指出，美國人的制度只是部分實現了我天朝大國古代的政治原則，並無太多的倡導之處。

　　不難看出，此時帝國所謂的清醒者只是相對於大夢不醒者而言。其思想言論除了諸多的錯誤和荒唐之外，只有一些對外部世界朦朦胧胧的認識，或許在他們的心目中，西方世界的富強與民主只不過是桃花源式的海外奇談而已。這些所謂“經世致用”的清醒者更少有對皇權制度的分析和批判，對士風堕落、吏治腐敗的深刻制度根源認識不足。另一關鍵因素就是，這些清醒者都是帝國的中下級官僚或者是沒有取得功名之人，在一個高低貴賤等級森嚴的帝國里，影響過於微弱。就像一陣微風，吹過污濁不堪的水面，根本就不會出現哪怕是一絲絲的漣漪。

　　1850年代，《海國圖志》等中國早期的啟蒙書籍飄洋過海，傳到鄰國日本，但很快就被禁止發行。這個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在全部承受了漢民族的文化傳統之後，就變得不再具有學習性，而是同它所崇拜的偶像國家一樣，不加分析地拒絕任何外來的東西。但是西方各國堅定的東進步伐是不能被阻擋的，它們在大清帝國的東南沿海往返穿梭的時候，對這個靜靜地躺在大洋之中的島嶼之國不可能沒有興趣，打開日本國的貿易之門自然也在他們的計劃之中。

　　1844年2月，日本國內傳遞著一個從外國人那里得到的訊息——英國商務代表莫利遜將於近日到達日本，與政府商談開埠貿易之計。朝野上下被這一訊息所帶來的恐懼所籠罩，從高高在上的天皇到平民百姓，都被這個還未謀面的外國人攪得心煩意亂，膽小者甚至心驚肉跳起來。英國人於四年前在鄰近的中國挑起的那場戰爭，日本人早有所聞。日本人不能想象硝煙彌漫於狹小島嶼的戰爭場景。於是，他們在英國人可能登入的地方架起了早期從西方國家傳進來的大炮，企圖禦英國商務代表於國門之外。日本學者高野長英以《夢物語》、渡邊華山以《慎機論》，譏諷當局，痛陳排外之可笑，但兩人立即遭到當局的逮捕。荷蘭國王威廉麥塔也就此事致書日本，告誡日本政府以近鄰中國為前車之鑒，速開海禁，亦無積極響應。

　　幾年之後，美國提督彼理率軍艦四艘到達日本浦賀，再由浦賀進入江戶灣，強迫日本通商互市。沒過幾日，俄國人的四艘軍艦也來到長崎，向日本人提出了與英國人同樣的要求。1854年，到達日本浦賀的美國兵艦增至九艘，美國人威脅日本幕府，艦隊將進入神奈川、江戶灣，無奈之下，日本幕府的全權代表只好與彼理在橫滨開始談判，《神奈川和親條約》簽字，島國的大門被打開。緊接著，荷蘭人在長崎、俄國人在下關、英國人在神戶與日本幕府簽訂了條款幾乎相同的條約。 此後，西方各國繼續以武力相威脅，不斷地追加各項條款。至1858年5月，江戶、大阪兩都，兵庫、新瀉二港均對西方商人開放。次年，橫滨、長崎、函館三港開放。

　　至此，這個四面環海的島嶼之國門戶大開。日本國民的思維隨著大門的打開也迅速活躍起來，《海國圖志》等圖書開禁。

　　出於被逼迫的情勢，日本和中國這兩個這一衣帶水的國家幾乎同時在思考著以變求通。然而，兩種完全不同的變革思維形成了天壤之別的兩種結果。大清帝國的變革者們謹小慎微地選擇了在傳統制度框架內以“師夷之技”為主的技術革命，而日本人則選擇了一場從經濟、政治到思想觀念的彻底變革。本世紀六十年代登基的明治天皇，將一大批志向遠大而又才情四溢的年輕人招至麾下，挽救了這個在大海中搖搖晃晃的國家。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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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