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琏：世界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2）

    除宏觀經濟政策外，政府還應當大力採用一些不需要註入貨幣和增加市場需求的辦法來活躍經濟和防止中小企業大批歇業倒閉。1998年面對東亞金融危機沖擊的時候，中國政府除了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1 500億元的國債投資，1 500億元的銀行配套資金外，還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業：要求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建立中小企業司，統籌扶持小企業的事務；同時，要求各專業銀行建立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決定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可以上浮10個百分點；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和財政部還說明各地建立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公司。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錢，但對支援中國經濟抵禦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國務院頒佈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對解除勞動合同各種情形所作的歸納說明、浙江把“地下錢莊”的借貸活動“翻明”、“轉正”等等，我認為都是很有益的做法。

    需要註意的是，宏觀經濟政策的短期調控只能達到穩住大局的目的，而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是要依靠經濟發展方式由資源投入驅動的粗放發展到效率提高驅動的集約發展的轉變。對制造業的產業提升而言，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條是制造業的服務化，即從簡單加工向研發（ R & D ）、設計、品牌銷售、售後服務等服務業務的方向延伸；另外一條是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發展知識含量高的現代服務業。

    但是，為什麼人們明明知道服務經濟能夠提高效率和提高產業的附加價值，而中國服務經濟還是發展緩慢呢？正如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所說，重要的原因是服務業較之加工制造業對制度環境的要求高得多，而我們的制度環境不夠好，首先是法治沒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國服務業的交易成本過高參見陳志武（2004）：《為什麼中國人出賣的是“硬苦力”》，載《新財富》雜志，2004年9月號。

    所以，要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由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型，還得靠推進改革來為經濟轉型和產業提升創造條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已經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訂“九五計劃”的時候就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十幾年過去了，這個目標至今沒有能夠實現。“十一五”在這方面提出的變革方向、要求採取的實際措施是正確的，可是轉變進行得並不是很順利。傳統粗放發展方式向集約發展方式的轉型難於順利實現的主要原因在於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傳統發展方式的消除存在嚴重的體制性障礙。其中最重要的障礙，是各級政府仍然掌握了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力，使政府官員能夠運用這種權力，投入大量土地、資本等資源來達到所謂“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等政績目標關於消除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請參閱吳敬琏（2005）：《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抉擇》，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年增訂版，第106～108頁。

    

本文摘自《中歐攜手《頭腦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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