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隨機性（3）

    我把第一位稱做肯尼，他是住在市郊的典型顧家男人，會在週六上午充當足球教練，週日下午邀請妻子的家人一起烤肉。他的外表會讓人放心把積蓄交給他去投資，雖然在公司賴以成名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方面他一竅不通，卻蹿升得很快。但他太過正經八百，聽不懂我的邏輯。1993年，歐洲債券市場出現多頭走勢，他的交易員表現很好，我卻嗤之以鼻。我曾經公開表示，他們的表現不比亂槍打鳥的結果好，這令他很不高興。我試著向他解釋本書第二篇將讨論到的“存活者偏差”的觀念，卻徒勞無功。後來，他手下的交易員全都離開這一行去“追求其他興趣”，連他也走了。他看起來冷靜慎重、有話直說，懂得如何在交談時讓對方輕松自在。他能言善道，運動員般的體格讓他特別搶眼，談吐有方而且善於聆聽。他憑借個人魅力，贏得董事長的信任，但我卻難掩輕蔑之意，最大的原因是他聽不懂我講的話。盡管他看起來相當保守，卻是顆完美的定時炸彈，滴答作響。

    第二位我叫他帕特裡斯，和肯尼形成鮮明的對比，是個喜怒無常的法國人，脾氣火暴、性子很急。除了對為數不多的手下愛將網開一面，他的拿手好戲是讓部屬的日子很難過，並經常處於焦慮狀態。我被訓練成樂於冒險犯難的人，他的功勞很大。很少人有勇氣像他那樣，只關心發生器，完全不顧成果。他擁有梭倫般的智慧。我們可能以為擁有這種個人智慧，以及了解隨機性的人，會過著單調乏味的生活，事實不然，他的生活多彩多姿。

    肯尼總是穿著保守的深色西裝、白襯衫，唯一縱容自己的，是打一條豔俗的愛馬仕領帶。帕特裡斯卻不一樣，打扮得像只孔雀：藍襯衫、縫滿華麗俗氣絲質大口袋的彩格運動外套。他不是顧家型的男人，很少在中午以前來上班，但我敢說，他一定帶著工作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去做。他常從紐約的高級夜總會瑞金（Regine’s）打電話給我，淩晨3點把人吵醒，讨論我負責的頭寸風險程度微小又無關緊要的細節。他略微發福，卻似乎很有女人緣，常在中午時分不見人影，幾個小時内找不到人。以住在紐約的法國人來說，養成經常洗澡的習慣可能是他的優點。最近有一次，他找我去讨論緊急公務，時間在下午，而地點竟然選在巴黎一個沒挂招牌的奇怪“俱樂部”。文件散落在他面前的桌上，他輕啜著香槟，左擁右抱衣著暴露的兩位小姐。很奇怪，他竟然讓她們參與談話，好像也請她們來開會似的。他甚至請其中一位小姐幫他接聽響個不停的手機，以免打斷我們的談話。

    像只花蝴蝶般的這個人，非常喜歡冒險，直到今天仍叫我驚詫不已。他腦子裡經常盤算著如何冒險，而且事先設想可能發生的每一件事情。他設想有一天飛機可能撞進辦公室，一定要我為這件事擬妥替代計劃。我回答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對他部門的財務狀況就不會產生興趣，結果引得他勃然大怒。他是惡名昭彰的好色之徒；喜怒無常，一時動怒就炒人鱿魚。不過他願意聽我說話，也了解我講的每一句話，並且鼓勵我更加努力研究隨機問題。他教我留意可能導致投資組合炸毀的無形風險。他十分尊重科學，在科學家面前畢恭畢敬，這事並非巧合。在我們共事之後約10年，他出乎意料地出現在我的博士論文口試會場，坐在會場後面對我微笑。

    肯尼長袖善舞，懂得怎麼在公司層層往上爬，到最後被迫離職前登上高層位置。而帕特裡斯則沒有那麼愉快的事業生涯，這件事教會我在老大的金融機構做事的自處之道。

    許多自稱“結果導向”的人，被問到並未發生的歷史，而不是實際發生的歷史時，總是緊皺眉頭。對於力求在商場“出人頭地”、正經八百的人來說，我的語言，以及我個性上的一些特質聽起來很奇怪，難以理解。我的論點似乎觸怒了很多人，這點令我覺得很有趣。

    肯尼和帕特裡斯的鮮明對比，並不是職場中的巧合而已。務必小心提防揮霍無度、“懂生意經”的人，因為市場上築起的墳墓中，躺的多是自稱重視“財務盈餘”的人。他們平時行為舉止像個“宇内高手”，但突然間會臉色蒼白、氣急敗壞、謙遜卑微，垂頭喪氣地前往人事室，讨論怎麼安排解雇條件。

    

本文摘自《如何應對不可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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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重大事件。它罕有發生，但一旦出現，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幾乎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過黑天鵝的影響，而現代世界正是被黑天鵝所左右。認識黑天鵝，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世界的複雜性，並從不可預知的未來中獲益。
　　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前，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黑天鵝”曾經是他們言談與寫作中的慣用語，用來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隨著第一只黑天鵝的出現而崩潰。
　　黑天鵝的存在寓示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但人們總是對它視而不見，並習慣於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和不堪一擊的信念來解釋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最終被現實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