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解釋會成為中國學派嗎？（2）

　　我對後者不幸發展的解釋，是越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大學轉向算助理教授發表文章的數量及發表學報的名頭來作為升級或加薪的準則。出道於越戰之前，我用不著擔心薪酬要與文章數量及學報品牌挂鈎。自由自在，想到過瘾有趣的，調查、思考到忍不住時才寫出來，潇灑得很，雖然每件作品都經過一段艱苦歷程。在我之前的經濟學者，是好是壞都可以這樣潇灑一番。越戰後不久形勢開始轉變。

　　七十年代中期，老師艾智仁給我信，說「憤青」在學術界出現，很頭痛。其它大學，包括我在西雅圖任職的華大，也有類似的困難。當時助理教授升級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評、話事的。一些助理教授問：「你們這些老頭子算什麼？有多少文章在名學報發表過？懂數學嗎？憑什麼資格決定我的前途？」事實上，除了三幾家名校，大學中也真的有不少沒有跟進學問的老頭子，發表文章的數量遠不及數學與統計皆可應付的後起之秀。數文章與論學報之風於是成為定局。可悲的是再沒有重視趣味與真實世界了。有名牌學報收容，算；書不算，沒有評審過關的也不算。問題是替學報作評審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沒有時間評審），而那些所謂名學報，動不動要「審」幾年才可以過關。撒網政策的行為於是普及。為了飯碗，沒有誰會那樣傻，花一兩年時間去考查一個題材才動筆。要知道世事從來不易，在不多發表必遭淘汰的情況下，再沒有誰像我當年，可以奢侈地調查思考十三年才動筆寫《公司的合約本質》，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樣，跟進中國二十九年才發表《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的，局限不同，今天沒有誰可以寫得出像高斯一九六○的《社會成本問題》那種需要深入調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學謀生計的不可能寫得出《國富論》那種偉大作品。

　　年多來高斯兩次來信，提出如下的問題：「有趣的經濟學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國再搞起來嗎？」我見自己也日暮黃昏，很久沒有回應。不久前的一個晚上，我若有所悟，給他信，說：「你提到要試把有趣的經濟學在中國再搞起來，不是毫無希望的。網上的搜索說，『高斯定律』及兩個其它譯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過十萬次，遠比英文世界為多，而我只幾年前發表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被提及八十八萬次。每次到校園講話，無數學生拿著《經濟解釋》求簽名。有人從網上打印下來大量複製，批發零售，售價整套只兩美元。聽說從西方名校回歸的教師很頭痛，因為他們教的跟我說的是兩回事！」

　　這次「《佃農理論》四十年」研讨會議更讓我看到經濟解釋的生機：徵求得有趣而又值得發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象來得容易。在神州大地，古靈精怪的有趣現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確也不少。如果每篇值得發表的纯作解釋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幣五千，在國內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為《經濟解釋》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總稿酬二十萬，售價但求與印制成本打平，找義務編輯、選文的用不著老人家，幾年後有機會把經濟解釋的興趣普及神州！

　　每年籌經費二十萬容易，五十萬不難，一百萬也可以吧。季刊售價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學問之道，紙張用不著高檔次的，學子訂購應該無數。不容易想出對教育更相宜的貢獻了。困難只一個，簡直無從過關。那是要在國內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點止登天咁簡單？挂人家的牌出版不難，但不可以接受。這是因為追求真理這回事，是不可以左顧右忌的。纯為解釋的科學性文字北京應該不會反對，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歡築繭自縛，這句不能說，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飯也。

　　不知何年何日，有關當局能體會到，學術的發展要有一種言論自由的空間。我不是個信奉言論絕對「自由」的人，問題是界線要在哪里劃分。我的投訴，是國內的界線劃分很不清楚，可以闡釋到防礙學術思想的發展。這與胡錦濤先生的主張是有出入的。

本文摘自《多難登臨錄》

---

　　 本書以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的手劄的形式，實時記錄了在當今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面臨的挑戰，如中國新勞動法出台、醫療改革、人民幣升值、科技轉型等熱點話題。張五常針對這些熱點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研究成果無疑為關心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企業人士、政府官員、學者等提供了最新的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