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學的影響（1）

　　盡管德魯克不是一個經濟學家，但是他也採用了經濟學方面的許多原理來支援他的管理理論以及他對政府和社會的評判。他一向致力於讓組織的領導者變得更有效力和效率，成為"勞動生產率和創新的燈塔"，同時，他也渴望能夠創造一個體系，"使經濟學成為一門人的學科"。在德魯克看來，管理學作為一門讓人將各種任務完成的藝術，能夠复興經濟學，並後者之成為一種道德的力量："基於經濟學的勞動生產率因而可能會完成所有經濟學家都夢寐以求的目標：既是一門人文學科，又是一門道德哲學，也是一門社會科學；而且，也是嚴謹的科學"（德魯克，1980，p.18）。

　　德魯克通過強調勞動生產率和創新來強調道德對經濟學的光照，這使得他的思想可以應用到幾乎所有的組織上。盡管德魯克發起了重要的為利潤辯護的運動，他同時也將利潤與創新和勞動生產率關聯起來，使得後二者成為更重要的進步的衡量指標。最終，不只是商業人士能夠將管理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來實踐，而且，醫院的行政主管、大學的教務長以及全國性慈善基金會的主管都可以這樣做。因為德魯克在其對經濟理論的理解中將人的勞動生產率和創新作為重要的價值衡量指標，所以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就不僅僅只是一種商業的努力。

　　隨著經濟學開始聚焦於人，德魯克意識到經濟學與社會學者們學科有著內在的關聯。創新也好，勞動生產率也好，都是在由人的社區中發生和形成的，在這樣的社區里，人與人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對於德魯克來說，經濟學和社會學都屬於人文學科，是致力於研究人與人之間關係尤其是工作場所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學科。最終，那些對德魯克產生了最重要影響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傳遞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各種機構，包括那些產生利潤的機構，都是社會性的實體，都必須提供一種社區感。

　　在經濟學方面對德魯克產生最重要影響的人是約瑟夫-熊彼特。盡管熊彼特可以稱得上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但是他做到了將這一學科置於更為宏大的社會經濟歷史的範圍內。在第七章關於社會生態學實踐的探讨中，也會涉及其他一些對德魯克產生影響的社會經濟學理論。

　　約瑟夫-熊彼特（1883－195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約瑟夫-熊彼特被任命為奧地利財政部長。當時的奧地利，金融情況非常糟糕；可怕的現狀，加上熊彼特直言不諱的政治觀點觸犯了他的衆多同事，最終使得他丢掉了這一職位。1919年10月他辞去了財政部長的職務。後來，熊彼特還有過一段簡短的也不那麼成功的在銀行界工作的經歷，隨後他便回到了學術世界，最終在1932年來到哈佛大學，在那里，盡管他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他一直被籠罩在年輕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陰影之下。

　　熊彼特對於德魯克的主要影響是，前者認為利潤是一種道德律令。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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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