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面臨的挑戰（1）

　　可惜的是，商學院對目的感的更新並沒有持續太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衆多商學院的課程設定又變成了早先的大雜燴，“不再統一，只靠將管理學當作一種特定的學習科目的想法勉強支撐。”盡管如此，隨著美國社會中企業不斷擴張，受過專業訓練的管理者方興未艾。在戰爭期間，政府和商業組織社團主義的合作模式，該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直占主導地位。珍珠港事件使得美國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羅斯福成立了戰時生產委員會，和早期的戰爭工業委員會一樣，主要負責督促武器制造。該委員會的領導者包括西爾斯百貨公司當時的主管唐-納爾遜和一批同意無償為政府工作的“一美元年薪一族”。該委員會極大地影響了公司高管們在戰時的所作所為。針對公衆開展的市場營銷活動努力推廣勤儉節約的理念，各種廣告技巧都被用來灌輸軍人的品牌忠誠度。隨著私有企業為支援戰爭而大規模地生產武器裝備，旨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管理培訓回報頗豐。

　　戰後，公司面臨產能過剩的挑戰；原先制造飛機和坦克的工廠如今需要轉而生產人們願意購買——而且是大量購買——的產品，否則的話就只能讓機器閑置。在很多情況下，公司都進行多元化經營，以便能夠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生產設施。通用電器公司和西屋電氣公司挺進了家用電器領域，杜邦則積極開展研發活動，以期盡快用別的產品替代原先的炸藥業務。隨著公司不斷多元化，其業務變得越來越複雜，這就需要按照業務條塊進行重組，以便更好地管理這些新興事業。

　　雖然這公司變得越來越複雜，管理方面的問題也層出不窮。二戰之後，美國私有部門(指企業)的大規模擴張急需更多受過培訓的專業管理人才，靠他們來說明運作新近重組的公司以及在諸如消費者信用之類新興行業里產生的的衆多新公司。1944年推出的軍人安置法案為大多數美國白人男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使得全國各大院校一下子湧進了大量新生。而這些新生中的大多數都選擇了學習商科。

　　對訓練有素的管理者日益增長的需求和供給使得商學院走到了聚光燈下，而且正如三十年代所發生過的那樣，有關質量和使命之類質疑再次出現了。盡管商學院在大蕭條時期曾經進行過改革，但是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商學院在學術上仍然缺乏可信度。其他科系的大學教授總是認為商業系或者商學院不過是一個提供職業培訓的場所；他們普遍認為商科課程在學術上缺乏嚴謹度，商科教授們所進行的研究最多也只能被看作是二流的而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福特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這兩個研究機構曾經對美國的管理課程進行過研究，並公佈了其研究結果。兩個基金會都從資金上大力支援學術研究，因而對高等教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59年，福特和卡內基基金會分別提交了各自的調研報告；福特基金會名為“商業方面的高等教育”的報告使大部分公衆都對它感興趣。福特報告的論調和內容彻底擊垮了商學院社區的形象和自信。這兩項研究都認為，美國的商科教育缺乏整體性的課程，未能給學生灌輸任何專業感以及對社會的責任感，深受學術內容和質量雙重匮乏之害。報告指出，管理學課程應該反映這樣的一種認知：管理學是一門關於諸多方法論的科學，這些方法論都能夠進行系統的傳授。福特的報告認為，商科教育應該仿照現代的研究型大學，因而商學院教授需要進行最先進的學術研究以確保學生掌握管理科學的最新動態。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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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