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集中管理和政治干預的剖析（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了應付戰爭造成的物資匮乏，西方各國政府普遍對各種物資實行了集中的控制和分配。在戰時的這一經驗的影響下，許多人轉而主張依靠實物核算對經濟實行集中控制。不僅社會主義政黨在鼓吹自然經濟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就連諾伊拉特（Neurath）這一類的經濟學家，也指責正統經濟學只構思了交換經濟這一種經濟秩序，預言經濟理論必將系統地研究各種可能的、不同的經濟秩序。他預見到將會出現一種“管理經濟”（Verwaltungswirtshaft），在這種經濟中，一個中央機構把一切人的意志都統一起來了。在這種經濟中，中央計劃機關既必須、也可以制訂包括整個經濟過程的經濟計劃，以控制整個經濟；它必須根據宏觀的統計資料，按實物來進行一切經濟計算；它也只能進行實物核算，而無法借助於價格的某種共同單位來評價和配置生產要素。當時的許多人都抱著諾伊拉特的這種觀點，他們根據戰時的經驗，認為根本不必考慮價值問題，可以通過集中控制、供應和分配實物來解決社會資源的配置問題。這種主張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中產生了特別惡劣的後果。俄國在十月革命後的初期就曾經對實物的儲存、分配、供應實行過嚴格的集中控制。這種“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曾經導致了20世紀20年代初期俄國嚴重的經濟災難，最後迫使蘇聯共產黨放棄依靠實物計算實行集中計劃的經濟政策，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參見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週邦新等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一卷、第二卷，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

　　由於鼓吹和實行實物分配的集中控制的經濟已經成了一股潮流，依靠自由的市場機制來運行的資本主義經濟受到了致命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長於抽象分析的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再也無法保持沉默，他們紛紛於20世紀20年代初起而批判集中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論證分散計劃的私有制經濟的優越性。在這些人中，最著名的就是馬克斯-韋伯和馮-米塞斯。不過他們都把集中計劃的經濟等同於實物分配和實物核算，把分散計劃的經濟或私有制經濟等同於由市場分配物資和貨幣核算。這樣，雖然他們主張的是分散計劃和私有制，反對的是集中計劃，但是實際上，他們的批判矛頭指向的是實物核算，論證的則是貨幣核算的優越性。

　　

本文摘自《弗賴堡學派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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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賴堡學派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其久負盛名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政策主張曾經為二戰後的德國提供了理論支援，使德國迅速崛起，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迹”。直到今天，弗賴堡學派在德國政界、經濟學界和民間都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廣泛信衆。體制問題一直是經濟中人們關心的問題。而在弗賴堡學派之前的經濟學流派中，理論家們卻對這一問題沒有明晰的認識，一直到瓦爾特·歐肯與歷史學派決裂，並創立了弗賴堡學派，確立了將“經濟制度”作為經濟學的核心框架的思想後，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制度因素在現代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弗賴堡學派在學術上的又一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