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節：官僚資本家豪取強奪

　　2.官僚資本家豪取強奪

　　一家控制民國軍事，一家控制政府財政，一家控制民國政權，一家控制巨額資金，關係盤根錯節、沆瀣一氣的“四大家族”集團，在中國，除了不能打敗日本人和共產黨，還有什麼事情是他們做不到的？私利熏心的他們勾結起來，足以把民國國庫搬回家，輕而易舉地將民營企業家苦心經營的財產占為己有。

　　前門走下公務車，後門堆積金山銀山，有人問他：“你是官還是商”。他不置可否，世人稱之為“官僚資本家”。

　　左手掌控著政府的“鐵犁”，以“國家”的名義，到處收編企業；右手則伸進民營企業家的口袋。這已經完全超越了道德的範畴，官僚體制已經擊潰了市場的“天枰”，官僚資本家“無意間”成為了受益者。

　　1930年代，日本煙草公司在日本軍隊的掩護下，一步步地掠奪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市場。陷入巨虧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向國民政府求助。國民政府沒有像日本政府一樣保護自己國家的企業，而是將其收編。宋子文則以施救者的姿態成為了公司的董事長，並掠奪了27%的股份。這家曾經與西方煙草公司抗爭的民族企業楷模，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官僚資本家奪走。


　　這只是宋子文衆多企業董事長頭銜中的一個。利用極高的政治特權和經營謀略，宋子文先是控制中央銀行、中國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發行貨幣、公債以及通貨膨脹等手段掠奪財富，在乘國民政府收編民營企業之機，入股企業為個人聚集錢財。

　　宋家是新華銀行、中國國貨銀行、中國保險公司、上海銀行、廣東銀行、四川絲業公司、振華造紙廠、民生公司、華豐和記紡織佈廠、大中華火柴公司、華豐和記面粉廠、中華書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中國棉業公司、華南米業公司、雍興實業等40多公司的股東，其中7家銀行、12家商業公司、22家工廠、1家運輸公司。宋於文和宋子良還擔任這些企業的董事長或董事。宋家控制的產業涉及金融、紡織、面粉、制藥、印刷、釀酒、採煤、火柴、煙草、造紙、貿易等。

　　抗戰期間，他還利用旗下孚中貿易公司、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統一貿易公司、金川貿易公司和利泰公司，乘物資緊張、物價飛漲之機，倒買倒賣大發國難財。

　　宋家的資產數額一直是一個謎，有說有6億之巨，也有說只有幾百萬美金。不過數額多少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官僚資本家的豪取強奪，已經完全踐踏了市場秩序，給中國民營企業帶來空前的打擊。

　　四大家族中，與宋家皆有姻親關係的蔣家和孔家同樣坐等收利。宋家小千金宋美齡為蔣介石夫人，宋家大千金宋霭齡為孔祥熙夫人。而陳家與蔣介石關係甚密，是蔣的左膀右臂。常言道：“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財。”

　　孔祥熙出身山西富商世家，後接替宋子文任財政部長，與宋子文密切配合為個人斂得巨額財產。孔家控制慶記紗號、強華公司、大元公司、興業公司等。其中興業公司，在1939年7月成立時的資本額已經達到1200萬元，到1943年增為12億元，為後方資本額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個廠，經營的中心是鋼鐵。

　　陳家控制了大華企業公司、華西建設公司、中國工礦建設公司、華華綢緞公司、棉花運輸公司等公司，不少是規模很大的壟斷企業。

　　一邊是國家主義盛行，衆多民營企業被國有化；一邊是官僚掌握了這些企業的股權，形成產權複雜的官僚資本主義。

　　“既然中國的歷史傳 統不允許強大的（或相對強大的）政府與多元化社會中的各種自主集團同時並存， 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資產階級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著名社會學家 費正清

　　蔣介石的國家主義思想與大清末年盛宣懷國有化思想如出一轍，“四大家族”與盛宣懷一樣，變成了官商合一的官僚集團。不同的是，這個官僚集團掌控了整個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決策權，甚至勾結黑社會集團，採用高超的金融手段和卑劣的江湖手段，以國家主義的方式推動中國現代化，推動官僚資本家的財富膨脹。

　　官僚資本家的崛起，必然導致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衰落。市場經濟思想的核心是公平和自由。在民族企業“黃金歲月”期間，軍閥混戰中央政府軟弱，中國市場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機會，民營企業也第一次獲得如此公平的競爭環境。

　　然而，蔣介石揮師北伐並迅速統一中國後，我們沒有看到一個統一的自由市場，而是看到他揮舞著國家主義“大棒”痛打中國民營企業。民營企業被擊潰，官僚資本家迅速膨脹，而政治越來越腐敗，國家再次陷入內憂外患的困境中。
　　尊重歷史，是觀察歷史的第一原則。國家主義是歷史的選擇，官僚資本家也是歷史的必然產物，道德的譴責無可厚非但過於膚淺。

　　官僚體制給予了官僚資本家斂財的機會，或許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大國家綱領的時候，就註定有這一天。

　　四大家族的爪牙同樣伸到了農村，四大家族直接間接操縱的銀行、合?社、合作金庫給農民放出的高利貸占農民總貸款額，在1938年為26%，1940年為38%，1942年為59%，1944年為25%。

　　國民黨在收編民營企業的過程中，共產黨也在江西贛南沒收地主的土地。但是，與國民黨的收編不同的是，共產黨沒收的土地不是據為己有，而是分給農民。

　　國民黨在收編私有銀行，控制中央銀行的過程中，共產黨也在江西贛南成立了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這個中央銀行創始人有五位，他們是毛澤民、曹菊如、賴永烈、莫均濤和錢希均。這五個人估計在宋子文控制的中國銀行任借貸員的資格都不夠，誰能相信他們能管理好蘇維埃政府的金融。

　　後來發生的歷史顯示，他們雖然沒有擊敗國民黨的中國銀行，但是卻為共產黨管好了“錢袋子”。更重要的是，他們這五位沒有像宋子文、孔祥熙、吳鼎昌一樣成為官僚資本家。

　　同為國有化，結果各異，兩黨歷史對照，發人深思。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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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同名紀錄片：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中國的大門，千年中華遭遇歷史的拐點，“公司”成為沒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場是公司的天性,當“漢陽造”的子彈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沧海橫流，國民政府騎著高頭大馬從戰場上歸來，公司遭遇國家機器的大收編，然而無所不能國家主義不過是紙老虎，國民政府最終經濟失敗中破產，堅強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釋公司與政治的內在邏輯！在意識形態控制一切的時代，沒有公司，沒有市場，當然沒有國家的富強。濒臨崩潰的中國經濟重新呼喚公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應該如何自處？民營企業撕開計劃的鐵幕，中國社會迎來轉機。久違的公司回來了，神州大地瞬間煥發出勃勃生機。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國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偉力！國家的复興初步實現，野蠻生長的公司顯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確價值觀的轄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煩。何時能給這匹野馬套上缰繩，也決定了何時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