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節：文明進程的幕後推手(1)

　　4.文明進程的幕後推手

　　明國時期的一天，剛到北大任教的辜鴻銘梳著整齊的小辮子走進課堂，北大學子頓時哄堂大笑。辜卻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這句話在民國初年成為了保守派的經典辯詞。生活在時局驟變的年代，辜鴻銘的一生在“頭上有辮、心中無辮”的矛盾掙紮中度過。


　　辜鴻銘留著辮子，穿著舊服，卻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他為“三妻四妾”滔滔辯解，卻終生不負發妻；他一生推崇皇權，卻當中賦詩蔑視慈禧太後；他一生遊歷多國，獲13個博士學位，精通9國語言，卻輕視西學，痛罵洋人，推崇中國文化，吹捧中國人，甚至為大清王朝留下最後一根辮子（至1928年死的時候還留著）。

　　辜鴻銘“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在東洋，仕在北洋”。他是天生的怪傑，又是時代的怪胎，是辛亥革命之後半封建、半共和、半殖民社會的“活化石”。

　　其實，不彻底的辛亥革命導致人們的價值觀和辜氏一樣，處在傳統與現代、西學與中學的矛盾中，只是大多數人是“頭上無辮、心中有辮”。

　　正當先施百貨蒸蒸日上時，先施公司決定招聘女售貨員，以方便女顧客。但是當時女主內男主外、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的觀念依然盛行，招聘啟事貼出一個多月無一人敢來應聘。先施百貨的老闆娘霍慶棠一不做二不休，親自披挂上陣做起了公司化妝品部的售貨員，還帶動兩個小姑和她一起來售貨。她儀態端莊，善於辞令，熟識貨品，服務週到，深受男女顧客歡迎，一時間“三個女人同台站”的佳話傳遍上海、香港和澳門。後來，霍慶棠還帶頭剪去發辮，從此女性短發的幹練之風迎來思想解放之風。

　　像巾帼英雄霍慶棠解放女性勞動力一樣，民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解放國人思想桎梏。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國人的思想準備顯然還不夠充分地迎接一個資本主義時代。

　　1903年的一天，正在日本留學的陳獨秀，因看不慣大清留日學生學監姚煜生活腐敗、思想頑固，拼命壓制進步學生，一怒之下伙同鄒容、張繼闖進姚的房間，將他按在地上，揮起剪刀親手將姚的辮子剪掉。

　　或許陳獨秀是強行剪掉大清命官辮子的第一人。如此偶然的事件卻是陳獨秀悲壯一生的寫照。雖然大清王朝頭上的“辮子”不是他剪掉的，但是他卻窮其一生智慧剪掉國民靈魂中的“辮子”。

　　十二年之後，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舉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大旗，猛烈抨擊孔孟舊文化，倡導新文化。一時間中國知識分子群起響應，新思想呈現百花齊放之勢，縱觀上下五千年，如此思想解放運動也就只有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和當今“新文化運動”兩次。

　　大清王朝苟延殘喘遲遲才倒下，辛亥革命的爆發卻顯得突然。雖中華民國以民主共和昭示天下，但天下人並未真正理解民主共和為何物，更惆怅於孔孟之道如何擺正。新文化運動以“四個提倡、四個反對”鮮明立場，彻底給國人洗了一次腦，倡導新的價值觀，剪去纏繞國人靈魂的“辮子”。

　　“四個提倡、四個反對”即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愚昧盲從；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任何運動都要“師出有名”，“一種力量只會被另外一種力量推翻，而不會被一種理念推翻”，但是另外一種力量的源泉恰恰是一種理念。中國民族企業在“荒涼”的華夏大地生根發展，首先需要思想家來拓荒開路。

　　這是一場“遲到”的思想解放運動。早在14世紀開始的文藝复興和18世紀開始的啟蒙運動，就已經為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傳經佈道，為西方資本主義降下甘雨。盧梭、伏爾泰等“天賦人權、民主自由”的呐喊，一百多年後才傳到中國，才真正被國人聽到。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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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同名紀錄片：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中國的大門，千年中華遭遇歷史的拐點，“公司”成為沒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場是公司的天性,當“漢陽造”的子彈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沧海橫流，國民政府騎著高頭大馬從戰場上歸來，公司遭遇國家機器的大收編，然而無所不能國家主義不過是紙老虎，國民政府最終經濟失敗中破產，堅強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釋公司與政治的內在邏輯！在意識形態控制一切的時代，沒有公司，沒有市場，當然沒有國家的富強。濒臨崩潰的中國經濟重新呼喚公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應該如何自處？民營企業撕開計劃的鐵幕，中國社會迎來轉機。久違的公司回來了，神州大地瞬間煥發出勃勃生機。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國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偉力！國家的复興初步實現，野蠻生長的公司顯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確價值觀的轄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煩。何時能給這匹野馬套上缰繩，也決定了何時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