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節：國家的命運與公司的力量(4)

　　與張謇一樣，1900年到1911年，中國民族企業獲得良好的自生機會。1901年榮德勝與兄榮宗敬等人集股在無錫合辦保興面粉廠，後改名茂新一廠。1905年，兄弟二人又與張石君等7人集股在無錫創辦振新紗廠。榮氏家族的輝煌事業從此開始。後來，榮氏家族出了一位新中國副主席——榮毅仁。

　　國難當頭，張謇、榮德勝等民營企業家不像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時的資本家一樣血腥貪婪地斂財，而是以“實業救國”為擔當，辦廠興業，沖擊國體。紳士出身的張謇更是在經商成功後，試圖谏言改革以圖強。張謇創辦复旦公學（复旦大學的前身）、農業學校、女子師範學校、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吳淞商船專科學校等，廣開學校，傳播思想，啟迪民智。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中國東北淪為戰場，清政府竟“局外中立”作壁上觀，哀鴻遍野刺痛著國人最後僅存的民族自尊。正在開化的民衆一時間激憤四起，變革呼聲響彻京都，地方總督搖擺不定。中國人常言“窮則思變”，在扼殺了維新變法後，搖搖欲墜的清政府在1905年前後推行了最為激進的變法。

　　1903年7月，清政府設立商部，下設商務局、勸業道、商律館、商報館、公司註冊局、商標局等。次年1月，商部頒佈《欽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這是中國第一部現代公司法。後又連續頒佈《破產律》、《試辦銀行章程》、《大清礦務章程》等。這些法律構成了中國近代一套相對完整的商法體系，構建了現代商業社會的基石。商法從法律高度確立了公司的地位，保護了公司的利益。

　　1907年，大生紗廠召開了第一次股東大會，股民第一次在大會上平起平坐地與官股爭論如何規範官股決策權力的問題。最終，《公司律》成為了最終的裁判：不分官、商，凡入股者皆為股東，股有大小之別，無官商之分。我們看到，一種保護私有權利的商業秩序正在微妙地萌芽。

　　另外，清政府不但頒佈《商會簡明章程》允許並倡導民間創辦商人組織，而且專門頒佈《獎勵公司章程》獎勵公司募股。

　　重農抑商，連綿千年，工商“末業”受如此厚待，實乃空前；如此上行下效，沖擊千年士農工商之等級觀念。以逐利為本的公司赤裸裸地“強奸”了幾千年來奉行的“重義輕利”的倫理道德，“無商不奸”的觀念在中國百姓的思想中開始瓦解。楊杏佛感慨：“中興名臣曾國藩僅賞侯爵，李鴻章不過伯爵，其餘百戰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得者。今以子男等爵獎勵創辦實業之工商，一掃千年賤商之陋習，斯誠稀世之創舉。”

　　1905年，清政府宣佈廢除科舉。這項自隋唐以來延續1300多年封建制度的廢除，意味著中國人將從傳統落後的儒學中解脫出來，以開放的姿態全面接受西方先進文化，彻底摧毀了社會精英階層進入仕途之路。清政府對社會精英階層彻底失去控制，對於清政府而言，這是致命的。

　　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掃除自由交易的體制障礙，清政府從頒佈商法到廢除科舉，無疑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聖上之名重商獎商，投資於實業者趨之若鹜，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寫道：“只是在1905年-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後，利潤的誘惑才占了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

　　 央視同名紀錄片：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中國的大門，千年中華遭遇歷史的拐點，“公司”成為沒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場是公司的天性,當“漢陽造”的子彈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沧海橫流，國民政府騎著高頭大馬從戰場上歸來，公司遭遇國家機器的大收編，然而無所不能國家主義不過是紙老虎，國民政府最終經濟失敗中破產，堅強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釋公司與政治的內在邏輯！在意識形態控制一切的時代，沒有公司，沒有市場，當然沒有國家的富強。濒臨崩潰的中國經濟重新呼喚公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應該如何自處？民營企業撕開計劃的鐵幕，中國社會迎來轉機。久違的公司回來了，神州大地瞬間煥發出勃勃生機。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國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偉力！國家的复興初步實現，野蠻生長的公司顯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確價值觀的轄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煩。何時能給這匹野馬套上缰繩，也決定了何時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