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節：經典經濟學在中國本土的驗證（上）：道德的感通(14)

　　據說宋神宗極賞識王安石的見解，於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相當於今天的副總理），遂張變法大業。

　　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的頭等大事，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同樣秉承中國歷史上各朝共同的原則"治道之要，貴在不擾"，堅持官府不能干擾正常的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過分的專利徵收，堅持"榷法不宜太多"。在變法中，他首先強調"去疾苦、抑兼並、便趣農"，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如果聯繫30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施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農民積極性，我們不能不為歷史的相似而感慨。

　　王安石新法理財措施的核心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輸法減輕了納稅戶的額外負擔， 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壟斷市場，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促進農業生產的變法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其中青苗法使農民在青黃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剥，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 從新法實施到新法罷廢，將近15年時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大體收到預期效果，農民減輕了勞役和賦稅負擔，增加了財政收入。

　　1930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時任農業部長的華萊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國建立常平倉（中國古代儲備糧荒平抑糧價的政府糧倉），一方面實施農業貸款，一方面收購多餘的物資和糧食，免費發給城市人民，不但解決了糧荒問題 ，還保證了糧食物資價格的穩定，為美國度過經濟大蕭條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人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王安石的經濟智慧拯救了饑餓的美國農民。1944年，華萊士訪華期間，有關的報道寫道："華氏研究中國歷史，對於吾國王安石之農政，備致推崇，叠次言論中皆有向往之詞。" 華萊士認為，羅斯福時代的美國與王安石時代的中國經濟形勢非常相似，一方面農產品過剩，一方面農業信貸系統被壟斷集團所把持，一般農民無法取得貸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計日窘，只有通過政府向人民提供貸款，使農民們能夠盡快找到生計，才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有人把王安石變法和20 世紀30 年代美國新政相提並論，並舉為"世界經濟史上影響巨大的事件"。在目前所見的書中，從史實資料上去"總結"王安石的變法思想的人多，能從文化淵源上入手去考察變法思想的來源者少。依據目前的研究體系，人們要認識歷史真相非常困難。比如，人們皆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頭號人物是司馬光，那麼司馬光的財政思想和王安石的思想截然相反嗎？不是的，現舉一例可知。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並州，任司馬光為通判。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並構成對河東的威脅。司馬光建議在麟州築堡防禦，同時招募農民耕種這些良田。這樣，不但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種地的農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東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可謂"一箭數雕"。這種"屯墾戍邊"的方案，與王安石的某些新法如出一轍。論起文章道德，司馬光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提並論，都一直關註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司馬光對於宋王朝存在的弊病甚至比王安石看的更清楚，更透彻。若從動機上看，司馬光與王安石同樣希望國富民強。原本也是改革派的司馬光，之所以要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是因為他更看重效果，更看重統治集團的和諧。王安石的變法措施使他自己成為大多數利益集團的對立面，為新法被廢除埋下禍根。司馬光執政後，在中央財政出現困難時，王安石設計的部分變法措施又重新施行，以提高北宋朝廷的財政收入。以此來看，所謂的"保守派"反對的並非完全是變法，而是反對王安石。

　　本書總結中國經典經濟學的觀點，認為變法的失敗，責在宋神宗和王安石二人。宋神宗至少有三點不足：1．沒有秦孝公推行變法那樣堅定持久；2．沒有協調各方意見，平息爭論的深謀遠慮；3．對於改革變法中出現的問題沒有正確對待處理。德不足，仁不滿，智不週，勇非大勇，強非恒強，後期又完全廢棄一些合理的變法措施，有失君主信義，要麼不足，要麼過火，豈能定住心神，得大業之終成！

本文摘自《中國經典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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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經濟學的貫通解讀：中國經典經濟學 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繁榮的社會里，“經濟”成為了各行各業人們口中常說的詞匯，懂的或者不懂的，理解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仿佛了解“經濟”是一件時尚的事情，是現代人身份的標志，尤其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國開始頻繁使用宏觀調控手段熨平經濟波動，各種經濟術語日益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使得原本在許多人看來高深莫測的“經濟學”大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勢。然而，對於到底什麼才是“經濟學”、如何判定“經濟學”是否有效之類的問題，關心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