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節：商人的自由時代(1)

　　此外，商鞅還對貨幣抱持敵視的態度--這是古今中外所有計劃經濟主張者的"傳統"。他對貨幣和糧食有一種很奇特的看法，在他看來這兩者是互相排斥的，"貨幣活躍了，糧食就萎縮；糧食豐裕了，貨幣就沒有用了"--"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如果有1斤銅"生"在國境之內，就會有12石的粟"死"在境外；如果有12石的粟"生"在國境之內，則1斤銅"死"在境外。"在他變法的20餘年中，秦國一直是以物易物，直到他死後3年，才開始鑄幣，由此可見，秦國的商業流通在各國之中是非常落後的。

　　商鞅的這些變法，前不見古人，用司馬遷的說法，"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也就是，變法實施之後，民怨沸騰，3年之後，居然大見成效。

　　秦孝公見變法初戰告捷，當即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庶長為秦國最高行政官員，分大庶長、右庶長、左庶長和驷車庶長四職，其中只有左庶長一職可由非王族大臣擔任。

　　商鞅開始第二輪更為廣泛且深刻的變法。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建立了軍爵制度。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時代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晁錯

　　漢帝國初建之時，滿目瘡痍，國力極度羸弱，開國皇帝劉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齊六匹膚色一樣的駿馬，一些列卿大夫和諸侯，窮窘得只好以牛車代步。

　　國貧民窮之際，如何對待創造財富的商人就成了關鍵。漢初的幾位皇帝，從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對商人採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漢律基本沿襲了秦律，對商人繼續實施蔑視和壓抑的原則。天下抵定後，亭長出身的劉邦對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來，這個世界上最讨厭的人有兩種，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錢的人（商人）。他學習秦始皇的辦法，把10多萬戶六國貴族後裔及富豪之家統統遷徙到關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監管。他還頒佈诏書，嚴令商賈不能穿絲綢的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馬車，還專門擡高針對他們的租稅，以表示對他們的困辱。到了他的兒子惠帝執政時，態度稍稍寬鬆，不過還是在稅賦上採取了歧視的政策，一般人交稅一份，商人和奴婢則要交兩份。

　　另外，漢初的幾個皇帝還彻底關閉了商人從政的路徑，甚至連他們的子孫也受到限制，所謂"禁锢不得為吏"。漢文帝規定，有三種人不能當官，分別是商賈（賈人）、入贅的女婿（贅婿）和犯過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貴廉潔，賤貪污"。其後的漢景帝在诏書中專門強調"有市籍不得宦"。《史記·平準書》還記載，從惠帝開始就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在分配田地的時候，有"市籍"的賈人也不能獲得土地，如果被發現違規，馬上就貶為奴婢。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