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節：寄生動物(2)

　　據山西籍的經濟學家梁小民考證，範毓也是唯一一位被寫進了《清史稿》的晉商。換一個角度來說，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區區500個字給清朝最重要的商幫集團--而且還因他是總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說是商人階層被正統史家邊緣化的一個佐證。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範家在經濟上的實惠當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項是，獲得了北方中國最主要的兩大鹽場--河東與長蘆的引鹽經營權，範家搖身而成鹽商之首。僅在長蘆一地，範家就持有鹽引10 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計，就控制了食鹽214.36萬斤。而且，限定的銷鹽地區條件十分優越，靠鹽場近，人口稠密。範氏在潞安、澤州、直隸、河南建立了龐大的銷售網。1732年（雍正九年），原來在大興等八州縣承辦鹽業的皇商李天馥積欠30多萬兩鹽課銀，面臨破產，範氏收購之。最興盛時，範氏供給1 000多萬人口的食用鹽。

　　範家還進入了當時獲利甚豐的銅業貿易。清初以白銀為本位貨幣，但民間交易多用銅錢。國內只有雲南產銅（"滇銅"），礦源缺乏，康熙年間起從日本進口"洋銅"。最初由沿海民商承辦，用國內的絲綢、茶葉、瓷器、藥材及其他雜貨換取日本銅，利潤極高，據記載，"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範家聯絡張家口的五個皇商，要求承辦對日銅貿易。從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範家每年販銅60萬斤，占進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後，年販銅140萬斤，占進口量的1/3強。

　　作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範家極盛之時，家產遍佈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隸、河南有鹽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張家口有商店6座，歸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當鋪1家，在張家口有地106頃，各地房產達千餘間。此外，範氏還從事木材、馬、皮毛、人參等貿易，並與英商進行玻璃貿易，開採鉛礦。範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職，行走政商兩道。範毓在老家介休張原村修築範家大院，極盡奢華，被當地人尊稱為"小金銮殿"。

　　範家因官而興，所做生意也大多與政府有關，所以，其命運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軍情動蕩，運糧業務遭遇損失，戶部追繳262萬兩銀子，範家一時拿不出那麼多白銀，約定分五期償還，由此種下衰敗的禍根。到了乾隆後期，四海安定，範家的利用價值已然耗盡，就成了被圍獵的對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後，日本幕府政權以銅礦開採殆盡為理由限制出口，曾經暴利的銅業突然變得無利可圖，以皇商身份承包銅進口貿易的範家一時間進退失措，朝廷的官員們乘機催讨官銅，範家只好到市場上去高價收購，由此欠下巨額債務。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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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