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節：晉徽爭雄(2)

　　自明初到清末的300餘年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陷入停滯，城市總人口之絕對數幾乎沒有增長，但是全國總人口則在不斷增加--從明代初期的7 000萬人，至16世紀時達到1億至1.3億，至清代乾隆年間已將近3億，城市人口比重日趨降低，這種趨勢到19世紀中葉達到谷底。據趙岡的計算，兩千年來中國城市化的人口比重呈現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曲線形態，戰國時期的城市人口比重為15.9％，西漢為17.5％，唐代為20.8％，南宋達到高峰，為22％，此後迅猛下降，明代進入10％的區間，而到了19世紀20年代，僅為6.9％。

　　這種人口和經濟重心向農村下放的現象，最為真實地表明中國社會的平鋪化和碎片化態勢。它既是人口增長和產業經濟發展的客觀結果，同時也是中央集權制度的必然引導。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與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農村，並不安放在都市"。此論並不適用於整部經濟史，至少在兩漢、唐宋各代並非如此，而是從明代才開始的事實。

　　在城市離心化的大趨勢之下，進而出現了"油水分離"的社會景象：政治權力集中於城市，為政府及權貴所全面控制，城市從此成為權錢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費中心，而非生產制造中心。經濟力量則集中於數以萬計的市鎮，為民間勢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業分散於更為衆多的村莊，這使得資本、人才和資源的集聚效應根本無法發揮。

　　棉紡織業的繁榮以及專業化市鎮的崛起，催生出了一個重要的商業力量--靠棉佈販銷為主業的江浙商幫因此而生。

　　江浙佈商的財富膨脹與棉紡織業的家庭化有關。如前所述，一家一機的生產模式每年生產出6億匹棉佈，而零散的農戶無法完成規模化的銷售，於是，圍繞著千萬家庭織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條和銷售體系，它們主要由佈號商人、染坊與踹坊商人、遠途販售商人組成。

　　佈號商人負責棉花和棉佈的收購，他們先是從棉農手中把棉花收購進來，然後分發給織戶，再把織成的棉紗或棉佈回收，從中漁利。自明初之後，華北、華東等地廣植棉花，然而華北因氣溫與濕度過低，不適於棉紡織工作，所以大量的棉花被運到江南銷售。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和浙江北部的湖州、嘉興、杭州是織戶最集中的地區，佈商就大量活躍在接近農村的市鎮中，以最小的距離，向分散的織戶收購棉佈，這一帶因此成為全國紡織業的中心，僅鬆江、楓泾兩地就有數百家佈號。《浙江通志》記載曰："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佈，易棉花以歸。"一般而言，織戶每領取二兩棉花，日後繳棉紗一兩，以為代價，餘者為薄利。而佈商則因量大而獲利頗豐，許仲元在《三異筆談》中記錄了一位張姓佈商的情況："其家產達巨萬之多，每到五更時分，張家就燈光通明，把收上來的上千匹佈運送到蘇州的阊門，每匹佈可賺到五十文，也就是說，一個清晨就可得五千金。"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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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