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節：走到盡頭的變法(1)
第十章
走到盡頭的變法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1068年8月，大宋熙寧元年，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上，當世知名度最高的兩位政治家當著皇帝和滿朝文武之面，展開了一場不留情面的舌戰。這是繼公元前81年的那場鹽鐵會議之後，又一次記錄在案、關於國營化政策的大辯論。
上一年的1月，宋英宗駕崩，長子趙顼登上皇位，是為宋神宗，他年方二十，血氣方剛。此時的宋王朝已開國110餘年，農耕社會的"太平病"又發作了起來--土地兼並大量增加，權貴及豪強商人占有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他們還控制了重要的產業經濟，貧富差距顯著拉大，國內社會矛盾突出。更糟糕的是，中央財政雖然比立國之初增加了4倍，但還是入不敷出，發生重大危機。宋神宗立志於"富國強兵"，他對宰相文彥博說："天下的弊端實在太多，不改革不行。現在最首要的事情是增加收入。"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歷代推行激進主義變革的皇帝大多都是年輕人，如秦孝公、漢武帝、唐德宗、宋神宗以及晚清的光緒帝等。當時朝中重臣都是所謂的"大儒名士，文雅君子"，神宗一個也看不上眼，他選中了地方官出身的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
王安石是一個官場"另類"。他的文採極好，與韓愈、柳宗元、蘇轼等人並稱"唐宋八大家"。他常年在基層當官，歷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對行政關節十分娴熟。而平日里，他不修邊幅，獨來獨往，個性十分孤傲，在註重享樂和禮數的士人中顯得格格不入，時人譏笑他不通人情世故，戲稱其為"拗相公"。
開放-管制-半衰-崩潰，循環往复，輪回重現，這是中國歷代治亂的宿命，而每當經濟出現重大危機之際，必會出現一位重量級的理財大師，他成為那個朝代的轉折點。在宋代，這個人正是王安石，他對宋神宗建言說，要"富國強兵"，就必須"摧抑兼並，均濟貧乏"，而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仿效偉大的漢武帝，執行國家主義模式，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產業領域。
王安石的政策建議遭到朝中衆多大臣的反對，延和殿的廷辯就發生在這一時期。與他面對面交鋒的是翰林侍讀學士、文壇領袖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因為宋朝對文士從來寬鬆，所以大家的言論就十分放肆，雙方辯鋒犀利。
這場辯論是從要不要"辞賞"引起的。神宗登基後，帶領衆大臣去天壇祭祀，按慣例，皇帝賞赐了大臣們。而大臣們也按例上書辞讓賞赐。
司馬光請神宗接受大臣們的"辞賞"，他說："當今國用不足、災害頻繁，首要之舉，正是削減政府支出。"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