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節：權貴經濟的巅峰(2)

　　其二，晉商、徽商以及江浙商人分享其餘的七席，凸現三大商幫在民間商人集團中的顯赫地位。

　　其三，財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個方向傾倒：官權、特權和土地。

　　一個最具諷刺性的事實正是：歷代治吏以明朝最為嚴酷--《明律》明確規定四品以上的官員禁止經商，貪污60兩白銀就要被扒皮示衆，可是，歷代官員經商之盛、家財之富，又以明代為最。弘治年間（公元1488~1505年），皇室宗族、功勳之家已紛紛插手經商，到了嘉靖之後，此風終不可遏。據吳晗的考證，"從親王到勳爵、官僚士大夫都經營商業，而且官愈大，做買賣愈多愈大，16世紀中期的這種現象，是過去所沒有過的"。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認為："帝國模式特別容易產生官商經濟，因為無法監督，太大了，隨便弄一點就是大數目……統觀歷朝貪污史錄，愈接近近代，貪污現象亦愈普遍，貪污技巧亦愈週密，而與懲治貪污刑典的寬嚴似無何等重大關係。明代立法最嚴，但明代貪污實較任何前朝為烈。"與吳晗和王亞南的觀點幾乎相同，王毅在《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一書中也說："權貴工商業形態雖然是漢代以後兩千年間始終沿襲不替的傳統，但是它竟然發展到如16世紀前後這種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卻是前代制度環境下所難以實現的。"

　　到底怎樣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試以史料證之。

　　首先是自首輔以下的大小官員蜂擁經商，蔚然成風，其手段無非三種：利用職權，形成壟斷專賣；欺壓民間，賤買貴賣；大肆走私，獲取暴利。

　　《明史·外戚傳》記載，弘治年間，外戚經營私利，週彧與壽寧侯張鶴齡聚衆相鬥，"都下震駭"，於是，尚書屠與九卿聯名上疏，陳述當時貴戚開店經商的巨大規模和橫行無道："功勳、外戚們不能恪守先皇的教訓，放縱家人在鬧市中經商，侵奪商賈利益，京城內外，到處可見。"他們懇請弘治皇帝下令，"凡是有店肆的勳戚之家都要停止所有的經營活動，有擾亂商賈、侵奪民間利益的，交給有關司法部門懲治"。

　　嘉靖年間的翊國公、太師郭勳在京城開了1 000多間店舍，規模非常驚人，他的商隊外出經商時，都高懸"翊國公"的金字招牌，招搖過市，無人敢管，而且他的族叔郭憲又同時掌管東廠，"肆虐無辜"，成了京城商業的一霸。

　　嘉靖、萬歷年間的多位首輔大臣，如嚴嵩、徐階、張居正、張四維等人都因經商而成一時之富。嚴嵩的老家在江西袁州，當地一府四縣的田地，嚴家獨占了七成，而且嚴家有的都是良田，平民則是貧瘠地，嚴家的田都一概免去稅收，平民則賦稅沉重。徐階一邊在北京主理朝政，一邊在家鄉華亭（今上海鬆江）大肆經商，擁有20多萬畝良田，佃戶不下萬人，而且還開了一間規模很大的織場，養了很多織佈女工，每年生產大量織物，在市場上進行交易。首相開織場，徐階算是開了先河。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