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與新的貨幣危機

物價對貨幣的敏感性大幅度地降低，什麼原因？我曾經在貨幣異化一書中試圖解釋它，而只有在我深刻地領會了這個生動的市場之後，解釋它的條件才充分具備。

貨幣危機被推遲的表象

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超額貨幣發行而沒有導致貨幣危機，更沒有導致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經濟現象的思考，引發了我對傳統經濟學中經濟週期理論的懷疑。

經濟週期問題一直是宏觀經濟學最為關心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所謂古典週期波動“繁榮——危機——蕭條——复蘇” 的經濟週期理論仍然是全世界經濟學教科書中最經典的基本理論。根據這一理論衍生的貨幣理論強調經濟危機不可避免。或者說，沒有危機，就沒有繁榮，有了繁榮，就一定有危機，而且，經濟危機的最初始現象一般都表現為貨幣危機。近百年來，對這一經典理論，無論是西方經濟學家，還是所謂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都沒有進行明確的懷疑。而後者則充分地利用了這一危機理論並將這種理論極端化。即，危機與繁榮不會永遠週而复始——危機後面一定有复蘇——經濟週期的螺旋式上升會使危機的影響不斷擴大，直至引發崩潰式的經濟危機，導致在繁榮掩蓋下的所有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在由一個國家蔓延至另一個國家乃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無產階級將通過世界革命的方式、改朝換代的方式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彻底清算。於是經濟危機理論“順理成章”地成為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體系中）的“基本理論”或理論前提。

但是，按照以上理論推演，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包括象中國這樣少數的發展中國家因為超額貨幣發行而聚集的流動性過剩規模不僅有足以引發金融危機爆發的“當量”，甚至引發社會革命的“當量”也已足夠。但是，這些國家，沒有一個出現經濟危機，不少國家還在為物價持續地下滑而頭疼——例如日本。可以這樣說，今天世界的主要國家——主要指擁有世界貨幣印钞權的國家，不是沒有物價上漲的壓力，但這種壓力與貨幣現象（超額發行）基本無關，起碼在過去20年的時間內是無關的！

對此，很多學者從經濟週期理論以外去尋找答案，更有的人企圖從所謂宏觀調控的手段日趨高明來解釋上述現象，結果是完全地看走了眼。日本的貨幣政策高明嗎？這樣大規模地發行超額貨幣起碼是不謹慎的，何況是長達二十年。

我的懷疑還是從研究新的貨幣現象入手。

過去，我們把所謂的貨幣危機定位於一種貨幣的大幅度貶值，而且肯定地與經濟過熱，貨幣超量發行聯繫在一起。而在上世紀80年代所謂“廣場協議”以後，日圓出現了“緊縮中”的大幅度升值，日本人和全世界的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日圓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大幅度升值40%也是一種貨幣危機；過去我們還認為，貨幣危機與金融危機有直接的關聯性，即貨幣貶值必然導致銀行業的壞賬增加、流動性短缺和資產價格急跌（股市和樓市等）及儲蓄的貶值（包括擠提），由此引發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政治危機。而在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發現，貨幣危機在很多情況下是好事，因為它可以在深度的危機侵害到實體經濟之前對經濟失衡進行調整。比如美元的持續貶值可以就延緩經常賬赤字的增加，而日圓的持續貶值則增加了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等。當然，貨幣危機畢竟是雙韌劍，大多數情況下會導致金融危機，比如，1998年10月俄羅斯爆發的債務危機，不僅導致盧佈的大幅度貶值，也使投資俄羅斯市場的許多外國基金破產，同時導致一些貨幣的非正常的急劇性升值，如日圓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就對美元升值了20%。但是，這其中的一個現象值得註意，近20年來，凡是發生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的國家，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沒有世界貨幣的印钞權。與大多數發達國家，特別是具有世界貨幣印钞權的國家相比，它們的貨幣市場流通量並不一定太多，但為什麼在發達國家是風險可控的，在發展中國家卻失控了呢？這就引出了虛擬金融市場理論和在世界範圍分散風險的理論。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發達國家沒有出現貨幣危機僅僅是表象，因為它們佔領了世界貨幣發行和虛擬金融市場的制高點。貨幣理論或通貨膨脹理論在發達國家“失靈”而在發展中國家仍然有效的情況告訴我們：貨幣危機未必一定會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只是表象，是因為一些發達國家最先進入了新經濟時代，最先佔領了虛擬金融市場。有了這個認識，就有了怎樣推遲貨幣危機或控制貨幣危機的新理論。

對《新經濟時代》的新思考

在《貨幣異化與產權革命》一書中，我提出了新經濟時代這個新概念，其中包含了許多對更深層次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的思考和懷疑。而在進一步研究了外匯市場之後，引發了我對新經濟時代與經濟全球化相關聯的新思考。

為什麼這樣多的“反規律”貨幣現象都集中在最近的十幾年中才出現呢？這不僅是過去傳統的貨幣理論所不能解釋的，也是傳統的經濟理論所不能解釋的。

我首先發現，人類勞動或創造價值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創新勞動出現了，而且在世界範圍的越來越多的生產領域中起到了引領勞動價值比較的作用；而更重要的發現是，所謂市場經濟的市場變化了，而且是巨變，現代市場經濟產生了。這兩大變化足以使人類的生產方式發生本質性的變化，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

我在《貨幣異化與產權革命》一書中，雖然系統闡述了“新經濟時代”這個新概念，指出了：新經濟時代不是人們常說的新經濟或知識經濟，它是與人類經過的：採摘與涉獵時代、農業經濟時代、工業經濟時代並列的一個新的時代，是在工業經濟時代之後人類生產方式發生根本變革的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的出現當然地有經濟上的本質原因，即人的勞動價值創造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創新勞動（一種不能用簡單勞動或複雜勞動丈量的勞動方式）出現並成為勞動價值比較的引領者；而在研究了國際外匯市場之後我進一步發現：更重要的條件是市場條件的變化，一個個單個國家的市場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作為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或遠景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並實踐。

我為什麼將新經濟時代的開始期界定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而不是二戰結束或知識經濟開始出現的50年代。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這個世界是分裂的，世界的市場也是分割的，不可能出現經濟全球化和市場自由化的概念。在“冷戰”思維盛行的時代，全球的經濟格局不可能擺脫斯大林所說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平行市場”的“老死不相往來”狀態，新經濟時代也不可能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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