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資本體制改革（3）

　　四、兩個層次的國有資本體制各自的社會責任

　　經過國有資本體制兩個層次的改革，國家投資基金公司和一般的國有企業的目標和社會責任都已明確。國家投資基金公司的目標是管好國有資本的配置，提高國有資本的配置效率，讓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國家投資基金公司考慮得更多的是國有資本配置效率問題，也是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問題。經濟結構的合理化是沒有止境的，國有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是沒有盡頭的。所以國家投資基金公司要始終如一地把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和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作為工作的重點。

　　至於一般的國有企業，它的社會責任同其他各種類型的企業一樣，都應把為社會提供優質的產品、優質的服務、出人才、出經驗作為首先需要履行的社會責任，也是企業為社會做出的最大貢獻。扼要地說，企業提供了優質的產品和服務，就能增加產品和服務的市場競爭力，就能不斷開拓市場，增加盈利，同時也能使客戶得到滿足。如果企業能提高員工的素質，包括他們的技術水平的上升和管理能力、營銷能力的提高，企業今後的進一步發展就有了保證。如果企業能夠出經驗，這個經驗能夠為其他企業所用，大家共同發展，這也是企業對社會的一大貢獻。

　　那麼，國有企業（包括國家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的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是不是具有不同於其他企業（非國有企業）之處呢？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

　　一方面，國有企業作為市場經營主體，在法人治理結構健全的條件下，應當為全體投資者負責，如果僅僅為了國有股的持有者的利益著想而不考慮其他投資者的利益，這是違背股份制企業的原則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國有企業必須按股東會、董事會的決議去做，否則會造成企業內部的不穩定。因此，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上，國有股份持有者和其他投資者之間是完全可以達成一致的，即都同意做到提供優質產品和優質服務，增加企業競爭力，多出人才，多出經驗。同樣的道理，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同時，使企業的盈利增加是全體投資者的共同心願，企業是可以做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國有股處於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的位置，這樣的企業理應更加自覺地承擔符合國家發展戰略的任務，即使近期利益較小但長期利益較大，即使企業利益較少而社會收益較多，企業仍應當積極參與。前面已經談到，如果不是如此，那為什麼要有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呢？然而，即使國有企業作出這種投資決策，依然需要通過一定的程序，說明這樣做的意義和長遠的部署，以徵求方方面面的投資者的意見。股份制企業畢竟有一套程序，如果不符合決策規則，遲早會引起內部的不和，對企業今後的發展肯定有消極影響。

　　至於國有企業靠什麼來實現國家發展戰略，要按市場經濟的規則，要靠合同來實現，有些可以依靠長期合同實現。

　　當然，合同，包括長期合同，都應當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簽訂。

　　總之，通過國家投資基金公司的建立和發揮作用，國有企業的國有股的持有者不再是國有企業自身，而是國家投資基金公司。這樣，國有企業作為一家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在運行過程中同其他股份制企業和上市公司就一樣了。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格局也就形成了。

　　在讨論兩個層次的國有資本體制各自的社會責任時，有一點是兩個層次的國有資本體制中的國家投資基金公司和國有企業共有的，即必須註意環境安全問題，也就是必須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

　　今天，在中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已察覺到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性，而經濟增長質量中最主要的是使資源消耗率不斷下降，使環境質量不斷改善。要知道，資源濫採、濫伐、濫用，後代子孫顯然會因資源枯竭而生活陷入困境，甚至我們這一代人也會因為資源消耗過度而難以正常生活。同樣的道理，如果這一代人在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中，對環境有嚴重的破壞，廢水流入江河湖泊或海灣，使水源受到污染，廢氣使空氣污濁，廢渣到處堆放……人們會因此患上不治之症，難以健康生活。這樣，經濟增長得越快，人們的生活環境越受到破壞，不要說後代子孫難以存活，就連這一代人也將濒臨絕境。這樣的環境，經濟高速增長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無論第一層次還是第二層次的國有資本體制的改革，都必須把資源的節約使用、環境的清潔和治理視為重要的社會責任，對此不能有絲毫放鬆。但在國有資本配置層次上履行上述意義的社會責任和在國有企業層次上履行上述意義的社會責任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對國家投資基金公司來說，既然它們的任務是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讓既定的國有資本有更為合理的配置，從而達到優化投資結構的目的，所以國家投資基金公司唯有考慮全局，才能落實優化投資結構的任務，既保證新興產業的發展狀況，又保證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既節約資源，又治理環境，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那種單纯為了提高國有資本投入的收益率而以此作為國有資本重新配置的首要任務，是不符合當初進行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的初衷的。

　　至於經過國有資本體制改革而形成的國有企業，則同一般企業一樣，處於公平競爭的地位，一律遵守國家規定的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工作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而且國有企業作為國家控股的市場經濟主體，有義務帶頭遵守這些規則，盡到應有的社會責任。在同一行業中，其他企業往往把目光盯在國有企業身上，它們認為國有企業在遵守有關節能減排和消除環境污染方面應當起表率作用。這是對國有企業的一種鞭策，也是一種期望。希望國有企業在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方面不要讓衆多企業失望。

　　五、國有資本體制改革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廣闊的合作前景

　　近幾年，社會上流行著“國進民退”的說法，這主要指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和此後的歐債危機期間，不少以出口歐美為主要業務的民營企業停產了，歇業了，在它們經濟困難的時候，由於貨幣政策趨緊，很難得到銀行貸款，相形之下，國有企業卻有較大的融資能力，銀行紛紛找上門來，願意貸款給國有企業。這正是社會上流行的“國進民退”說法的真相。我們這幾年在廣東、浙江、江蘇等省的幾個大中城市調研後，感到這是事實，不能否認。

　　加之，在這些年內，我們在對一些地方的調研中還發現一個事實，這就是在專案招標時，民營企業往往被排斥在外，或者是因為訊息封鎖，非知情人不能得到信息，或者不公正地對待每一位參加者，從而民營企業頗有怨氣。這也是社會上流行的“國進民退”說法的依據之一。

　　盡管“國進民退”的說法近幾年在社會上流行，而且民營企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但應當指出，無論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都不是政府的政策目標。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應該得到政策的支援，公平競爭，共同發展。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競爭，有合作。競爭實際上是一種競賽，誰能在自主創新、技術突破和產業升級中走在前面，擴大市場份額，誰就是競爭中的勝利者。競爭或競賽之中會有失利者，甚至會被淘汰出局，但只要是公平競爭的結果，那也不能不被看成是市場經濟中的正常現象。企業破產也是正常的。何況，企業破產只不過是生產要素重新組合的開始。市場經濟正是在生產要素不斷重新組合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雙贏、共贏，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的目標。商場就是戰場，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因為雙方都依靠實力，依靠智慧，甚至依靠運氣。但商場又不等同於戰場。在戰場上，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為勝利，即使對方屈服了，這一方依然吃掉了另一方，只不過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商場卻並非如此，雙方不一定非要打倒或吃掉另一方來結束競爭，而更為常見的是雙贏、共贏的結局。在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也是如此，目標也是雙贏、共贏。

　　通過國有資本體制改革，作為市場經營主體的國有企業同非國有企業處於平等位置，所有制歧視不再存在，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走到國外的企業，不管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都是中國人的企業，不管是國有企業創造的品牌，還是民營企業創造的品牌，都是民族品牌。大家都在為中國經濟的發展竭盡自己的力量去拼搏，都在為中國的繁榮與進步貢獻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所有制歧視是毫無理由的。假定這是社會上形成的一種習慣，而且是多年養成的，那麼應當明確地指出，這種過時的看法或想法是封建社會遺留的“官商大於民商”的舊觀念，或者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國營高於一切”的觀念。現在，如果通過兩個層次的國有資本體制的改革，第一層次成立國家投資基金公司，負責國有資本的配置和再配置，在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前提下，以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為目標，可以調整某個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股的數量以及國有股在該企業股份總額中的比例，或減持，或增持，或全部撤出，或另建新企業，這樣，在第二層次上，國有企業（包括國家絕對控股的或相對控股的企業）就成為真正的市場經營主體了，它們就能與其他企業處於平等地位，既有競爭，也有合作。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競爭是長期存在的，這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沒有競爭，就不會有創新，不會有新的市場份額。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合作，同樣會長期存在，這也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民營企業在許多方面是國有企業的合作伙伴，是零配件、部件的配套合作單位。一條產業鏈有許多環節，可能包括了衆多的供貨或加工單位。其中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國有企業離不開自己的協作者民營企業，民營企業也離不開自己的協作者國有企業。

　　歸根到底，通過兩個層次國有資本體制的改革，對國有企業而言，最大的改革成果就是真正成為市場經營主體，同其他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一樣，建立了完善的、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由股東會、董事會發揮作用，作出決策，不再受政府部門的直接干預，國有企業有了更大的自主權參與市場活動，包括同民營企業進行廣泛的合作。

　　這就是可以預見到的前景。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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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產權改革為核心，讨論了土地確權、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民營企業的產權維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鎮化、自主創新、產業升級、社會資本的創造等問題；總結了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由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雙重轉型過程中的經驗，對中國未來的改革和發展作出了前瞻性的分析和研究，並闡明了中國的發展經濟學實質上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發展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