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出逃者的福禍相倚

　　當任正非從一家國有的部門經理崗位上離職時，他與幾位朋友凑齊了約2萬元人民幣創辦了華為公司。其時為1987年，其地乃是深圳。這是一個了解華為的人所深知的故事。然而，大多數人關註的是華為2萬元原始資金的創業之艱，卻幾乎忽視了任正非創業的時空背景——改革開放年代，一個體制化格局正在逐漸被破開的時期。這是一個嶄新的年代，充滿了變化、不安和機遇，所以當我們將華為或任正非放在這一歷史維度上去觀察時，卻讓我們對它有了另一番思考。

　　正如吉姆·科林斯在他的名著《基業長青》中所觀察到的：“偉大的公司並不靠偉大的構想起家。”實際上，華為的創立，主要出於任正非本人的謀生需要。任正非本人就在《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多篇文章中坦承，自己是在人生無路可走的時候，才被迫創建了華為。

　　上世紀80年代，任正非由於中國整建制的大裁軍，以轉業幹部的身份來到深圳一家國有企業——南油集團就業，盡管是從軍隊來到了民間，但實際上仍在巨大的體制中生存，得到體制的保障。雖然當初選擇深圳，是因為這里代表了一種體制開放，讓正值壯年的任正非懷抱夢想有所作為，但脾氣火暴的他在新環境下仍是進展不順，在一次交易中有200萬貨款他沒有收回來。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為此他打起了官司，但官司結束之後，他也難在南油集團待下去了。

　　體制是封閉的，要從南油離開去其他地方，並沒有今天跳槽那麼容易。當時的任正非養家糊口的責任很重，不但有自己和妻兒這個小家，父母也和他住在一起。為了養家，任正非只有選擇了辞職“下海”創業，也自此正式告別了體制。“下海”是個很生動的詞，下到沉浮的商海之中，意味著離開了岸上，要自己解決生存問題，要麼在岸上已經把船造好，要麼泳技高超，否則就是生死難料。這是一個巨大的身份轉換，體制提供的一系列的福利待遇將隨之消失，不僅如此，連養老金、公費醫療、工商保險等之前由原單位解決的社會保障也沒有了。當時的人們出門辦事，沒有單位蓋章證明，許多事情都幹不成。

　　任正非被逼到一個“不遊泳就淹死”的大海之中。這是一個民營經濟開始興起的年代，雖然生機顯露，但依然是困難重重。民營企業的身份並沒有得到意識形態的認可，在很多人心目中，民營企業主是不講道義的。上世紀80年代，在任正非的原籍浙江甚至還發生過“柳市鎮八王事件”，溫州8名私營企業主被以“投機倒把”的罪名送入監獄。直到1987年，中國頒佈了《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次年，又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提出了“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並“鼓勵、引導私營企業健康發展，保障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才對民營企業有了清晰的界定和合法化。

　　禍兮福之所倚，風險有多大，機遇也可能有多大。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國務院在深圳召開第二次全國特區工作會議，確立了深圳建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目標和工作重點。因此1987年創業的任正非也順應時勢，把華為定位為貿易型公司。創業之初，企業生存下去是首要目標，當時的任正非對華為並沒有多麼高遠的抱負。華為前副總裁劉平在其《華為往事》中就回憶說，創立之初的華為雖名為技術公司，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方向，“什麼賺錢做什麼，還賣過減肥藥”，真是與“技術”絕緣。

本文摘自《華為哲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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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對華為企業文化的運作方式與成功路徑做了深入分析，闡述了有關華為的最新、最熱門的危機話題，並對其危機的產生原因及應對之法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和見解。把華為的成功與危機放置在同一個參考系統中觀察，在分析華為的成功路徑的同時，也指出其中埋伏的隐患，把華為的成功與危機作為一件事情的正反兩面進行了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