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崩潰的70天(1)

　　1948年是解放戰爭關鍵的一年，國民黨在軍事上節節敗退，與此同時，國統區經濟也是危機重重，兩者相互影響，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國民黨政權全面崩潰。

　　這一年，國民黨政府意識到經濟惡化、大廈將傾，於是緊急頒佈多項經濟變革法令，企圖力挽狂瀾，絕處逢生，但最終還是無能為力。崩潰前期，社會形勢風雲變幻，波詭雲谲，其中各大勢力集團的博弈更是接連上演。現在，身處和平時期的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宏觀經濟對國家走向的關鍵影響。

　　1946年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時，是具有相當經濟實力的。除去接收大量的敵僞財產外，中央銀行還擁有數億美元的外匯和500萬兩的黃金儲備，並且得到了美國數十億美元的救濟物資。然而，這筆家當很快在內戰中被國民黨軍隊消耗掉了。隨著戰線的延伸和參戰人數的增加，國民黨的軍費猶如無底深淵，大量吞噬國民財富。翁文灏內閣上台後，國庫收入僅占政府支出的5％，軍事開支比重無以复加，其中東北戰場就消耗掉總支出的40％。如此財政收支失衡、財政赤字，自然引起惡性通脹，物價飛漲。國民政府通過大量發行貨幣支撐軍費支出，截至1948年8月，累計發行法幣(當時國民政府的法定貨幣名稱)660萬億元，相當於抗戰前發行額的47萬倍。這樣的積極財政一時可以憑借政府信用渡過難關，但長此以往，市場無情，傷害難以避免。上海《大公報》1948年8月16 日統計：8月份的生活指數，食物上漲390萬倍，住房上漲77萬倍，衣著上漲652萬倍，比一個月前上漲90％。如果這樣的數字不夠具體，看看當天報紙大標題 “大餅油條，每件十萬”！我們還可以註意到，食物和衣著這些易耗品的上漲幅度是最大的，可想而知普通百姓生活真正是水深火熱。

　　而在農業方面，當時很有影響力的《觀察》雜志有這樣一篇文章可以說明：“無數農田化為戰場。大量的勞動力，一批一批地被應徵入伍，天天在做殺害人力消耗物力的蠢事。而徵實徵購，捐稅攤派以及地主高利貸者對農民的苛刻剥削，把整個農村生產力弄得敗壞到極點。”河北省參議會會長說：“物價如此之高，一畝地要出一石捐稅，最低的也要五六鬥，賦稅超過了收成，叫人民怎麼活下去。”古人說，“苛政猛於虎也”，大致也不過如此了。如果說農村的情形來源與外部因素的打壓(戰勢、流氓、軍役、天災等)有關，那麼城市經濟活動的混亂不堪，則和當局階段性施政的失誤有莫大的幹系。

　　當時的國民黨軍隊總員540萬人，戰事頻繁，每天消耗大量物資。而東北的工業基地、華北、中原的糧棉產區都在共產黨控制之下，當時的解放區面積是235萬平方公里，人口1.6億。國民黨政府治理腐敗而無成效，經濟市場幾大財閥寡頭橫徵暴斂，國統區的經濟在這種壓力下，已經江河日下，很難支撐國民黨的軍事活動。

　　其實法幣作為中華民國的法定貨幣一直信譽不佳。早在1940年，時任新疆財政廳廳長的毛澤民(毛澤東的二弟，曾任中央蘇區國家銀行行長，後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就曾經在新疆地區禁止擾亂經濟秩序的法幣流通，代之以新幣(新疆貨幣的簡稱)，並且劃時代地與美元挂鈎，為新疆社會穩定做出巨大貢獻。當時《新疆日報》載文《商界同胞擁護新紙幣的宣言》盛贊新幣的發行“是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一種偉大收獲，是我們新疆經濟史上空前統一幣制的新紀元”。

　　歷史的指針走到1948年，法幣更是聲名狼藉，已無國家信譽可言，各種投機活動使得經濟秩序混亂不堪。在重重壓力下，時任國民政府財長的王雲五提議以國家儲備的黃金證券作保證，發行新貨幣“金融券”代替法幣、東北流通券進入市場流通。這是一個以“良幣驅逐劣幣”為指引的經濟政策，期待新的貨幣可以消除法幣在流通當中的硬傷—— 膨脹巨大、信譽惡劣、已經不能有效代表市場流通中的合理價值。當時國民黨政府具體實施的辦法是利用各地的行政力量來收兌或收存人民手中持有的黃金、外幣，實行政府管制型經濟。中央政府拿到更多黃金儲備，可以具備更多發行貨幣的能力，也使得法定貨幣具備較強的流通性。管制外幣，可以有效保障國內經濟的獨立性，防止國內資本的外逃，從而避免金融危機的擴大化。

　　於是在這樣思想的指導下，國民黨政府在幾個重要城市設定管制區，派經濟督導員負責執行。當時的金融中心也是中央銀行所在地—— 上海自然是新政的重點，於是蔣介石任命俞鴻鈞擔任上海的督導員，並且特派他寄予厚望的兒子蔣經國協助督導，實際上大權是掌握在蔣經國手里。

　　這次經濟改革是國民黨孤註一擲的決策。搞得好可以緩解經濟危機，使國民黨統治再延續一個時期。如果失敗，再無力挽回。

　　從蔣經國到達上海(當時中央銀行設在上海)，踌躇滿志到黯然離滬草草收場，總共歷時70天。這70天，國民黨的經濟已如西山落日，無可挽回地走向覆滅。

　　蔣經國雷厲風行採取的第一項設施就是在管制區限制物價，要求所有商品物價以8月19日為標準，不得改變，這稱為“八一九防線”。限制物價通常出現在特殊的公用消費品上(市場壟斷性比較大、需求彈性較小等)，可以保障市場供求的合理性。但在當時，針對所有商品的限價，目的是打擊投機和囤積行為，保持市場穩定，降低通貨膨脹，增加民衆對金融券的信心，為新貨幣流通做好外部準備。

　　限價措施因為實施在有限的幾個管制區，造成商品出現很大的地區性差價空間。於是，一方面很多商人把商品偷運到外地非管制區銷售，從中牟利(當時混亂的政局已然不能使國家機器有效運轉，杜絕此類現象發生)；另一方面，上海是重要的制造業中心，而本地制造商品不能隨行就市(外地生產的原料價格不能控制)，出現銷售價格高於生產成本的現象，進而生產停頓。這樣管制區的商品就嚴重緊缺，大量商鋪無利可圖，無貨可賣，只能關門休業。市場最終更加混亂，投機囤積行為反而愈演愈烈。

　　國民黨政府同時在上海採取嚴厲措施用金融券換取人民手中的外匯和黃金儲蓄，任何人私留都將受到拘役乃至槍斃。高壓政策下，上海大概收兌到兩億美元的財產。但是民間的黃金和外匯畢竟有限，於是蔣經國轉而決定向銀行和大的金融寡頭開刀，本來計劃週全，但事與願違，一場意外的風波轉變了其改革的設想。

　　這時孔祥熙家族控制的揚子公司因為私自囤積商品被蔣經國屬下查封，由此和蔣經國發生重大沖突，兩虎相爭，驚動蔣介石放下北平的軍事會議飛到上海調停。在這次爭鬥中，以蔣經國退步告終。揚子公司公然挑釁經濟改革，並且得到最高統帥的默許，實際上令蔣經國威望掃地，無力回天。

　　表面上看，這次事件是太子黨和孔家利益集團鬥爭的失敗，而實質上說明國民黨政權已經在利益集團的分割下失去了重生的活力。

　　因為蔣經國的失勢，他已經不能在銀行和金融寡頭之間獲得支援，因為揚子公司的事例已經給了這些金融勢力以昭示，他們也就有恃無恐。多重壓力下，此次國民政府的種種政策危機四伏，難以為繼。

　　另一方面，解放軍在這個時候已經攻克濟南，遼沈戰役正在進行，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疲於應付，經濟上根本無力支撐限價政策。根據凱恩斯學派的理論，悲觀的預期使人們喪失信心，導致經濟衰退，經濟崩潰的根源是人們極其悲觀的預期。而時局的動蕩也正增加了人們未來預期的悲觀。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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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 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