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王安石和沒落的王朝(1)

　　中國改革前行二十多年，歷經風雨，錯綜複雜，還是取得了巨大成就。有人說變革就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改革之難，難在國家結構重建，新的制度維系和利益分配總是在陣痛中產生。人民是變革中的主導，非決策之主力，而是受用之主流；成敗與否，幹系重大。實因為國家非意識危機環伺斷難有變革之決心。既談改革，總是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悲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才能真正做到對歷史負責，對未來負責。

　　秦因商鞅變法而兵馬富足，清末因變法失利而王朝崩潰。蓋變革乃國家生死存亡之大事。然而改革必有英雄人物的推進，則是歷史必然。

　　歷史學中的英雄與哲學中的英雄大體相同，通常指稱那些已摒棄了意識形態色彩和世俗褒貶含義的、能對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顯然，這里所說的“重大影響”有兩重含義：一是推進歷史，一是將歷史拉向倒退。

　　在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出現了很多很多這樣的“英雄”。北宋的王安石一手操作“神宗變法”，但是惨遭失敗，導致國家沒落，就是其中一個悲劇英雄。

　　這里無意讨論王安石的功過是非，然而史學家們之所以將王安石當成比諸葛亮、魏徵等賢相還重要得多的人物，原因就在於王安石是中國古代的一位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政策並將之付諸實踐的經濟學家。

　　在斷代史研究中，宋史歷來是比較薄弱的，所以在各種版本的中國通史中，有關王安石變法的記述及分析都有過於粗疏之嫌，但是仔細梳理，王安石的改革脈絡還是清晰可見，仔細剖析，或有裨益。他的變法在中國封建經濟史中還是佔據重要位置的。

　　而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這個專史領域，對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政策及經濟後果的研究也遠不能以深刻週密稱之。

　　王安石寫過一篇90字短文《讀<孟尝君传>》，他在文中說，世人皆稱孟嘗君能招賢納士，但他根本沒有得到過真正高明之士，食客三千也不過是些雞鳴狗盜之徒，當時，孟嘗君如果得一真賢士，秦國的威脅也就不足為慮了。而高明之士所以不到孟嘗門下，原因就在於大賢大智之人不願和那些雞鳴狗盜之徒為伍。在這篇文章里，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是個高風亮節、見識不凡、頗有吞吐宇宙之雄心壯志的人。他21歲中進士，在25年時間裡皇帝屢招其進京均被婉拒，寧願在邊疆做一小官並紮紮實實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直至46歲值人主交替、老臣式微時才應招入京，開始施展其醞釀已久的一整套改革 方案。

　　我們首先要確定，作為北宋王朝最重要的改革家，王安石是個才華橫溢而且感情真摯的人，雖然他在這次變法的過程中是個鐵腕的政治家。在他離別故土去朝廷上任的時候，他最喜歡的小女兒不幸夭折了，於是他把小女兒的遺物放在一個小船上，自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劃到水中央，把這些東西沉入水底，賦詩一首“今夜扁舟來作別，此生以往各東西”。

　　王安石在朝廷拜相，得到神宗的賞識，肩負起這個王朝寄予厚望的變革重任。當時的北宋國庫空虛，外患嚴重。軍事上的節節敗退，已經露出衰亡之相。臨危受命的王安石表現出他是一個極端的國家干預主義者。他的全部改革措施的著眼點就是如何充盈國庫，因為經濟上的困境是北宋最為致命的缺陷，而邊疆戰事頻繁，對於軍費的要求是與日俱增的。

　　自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開始，王安石的新政強力推行了8年，從政策面上講，是具備相當開拓性的，但是在歷史環境的約束下，結果是天怒人怨，最後連皇帝和他本人都到了十分心煩的地步。

　　王安石新政的內容大體為9項，可歸納為三組，即三種國營企業、三種新稅和三項管制城鄉居民的登記制度。三種國有企業是稱為“均輸法”的國營貿易局，稱為“市易法”的國營零售店管理局及對農民貸款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稱為“青苗法”的國家信貸管理機構；三項新稅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和所得稅；居民登記制度是把國民組織起來，編成10家為一組的徵兵單位，稱作“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稱作“方田均稅法”。上述方案似乎已折射出現代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全部“思想光華”。我們可以看出，“均輸法”和“市易法”就是國家直接參與和力圖壟斷貿易流通，用官辦機構去控制商人，並用官定價格來管理市場。而“青苗法”從其本意上說就是國營農村信貸銀行。本來，王安石早年在邊疆為地方小官時就進行過此類試驗：春耕時貸款給農民，秋收時連本帶息一起收回。據說他年輕時的這一做法效果還很不錯，並成為他獲得晉升的優良政績之一。據史書記載，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王安石於是踌躇滿志，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餘。”不過，令王安石始料不及的是：四海非一邑之小。在一個可充分掌控的狹小地區看起來行之有效的政策一旦變成在一個地域廣大、環節繁复的國家範圍內推行的大計劃，就可能出現南轅北轍的效果。青苗法是王安石新政中的核心政策，因此，我們在這里可以對之多說幾句。

　　和現時人們所理解的農村政策性貸款不同，青苗法所推行的農貸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府強制推行的農業高利貸。農業貸款作為一項解決農民資金短缺困難的舉措，只有低息才能體現其本意，但在當時上級任命幹部的體制下，各級官員放貸多少、收息幾何也自然成了考核官員政績的關鍵指標。在王安石新政推行之初，強大的改革聲勢形成一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行為慣性。為了取悅新政當權者，各級官員不但對農業貸款強制向農戶攤派，而且變本加厲地將農貸定為三個月一期，每期利率達30％，農民不能繳還本息就難免牢獄之災，官員推行農貸不力者，必定遭受革職查辦。就這樣，一項旨在說明農民並為國家財政增加新利潤增長點的美好纯正的改革計劃最終演變成了一場赤裸裸的國家掠奪鬧劇。

　　雖然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了，自己也被罷官回鄉。但國學大師梁啟超對王安石新政褒獎有加，認為這是西方集體主義在中國的最早 萌芽。

　　對任何人物、任何政策的評價都只能以歷史結局為根本依據。王安石因此必然要承擔失敗的主管責任，那麼變法失敗的原因在哪里呢？

　　林語堂對王安石新政的社會效果描述最為精到，他寫到：“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業，農人在無力付強迫的青苗貸款和利息之下，賣妻兒而逃亡，為之擔保的鄰居，或與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法廳也訟案充斥。朝廷這樣施政之下，即使沒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會滅亡的。”

　　王安石實行的政策沒有相應解決三個問題，是他失敗的重要因素。一個是清廉高效的官僚集團。北宋吏治腐敗，變法的政策例如“青苗法”在地方上的推行成了底層官吏剥削人民的工具，這項法律的優勢全無，反而存在的缺陷被放大。這里對政策實行監管缺位是一個重要因素。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 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