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信任的財經記者(2)

　　胡舒立：第一次是1993年，當時你們在安定門，在一個很破舊的辦公室。我記得，我騎自行車去的，你也騎自行車在那。因為當時剛剛採訪完美國使館的紐考克，就是巴爾舍夫斯基之前的那個貿易代表。他就說，我看中國入關可能到我退休也不能完成，而且覺得中國距離特別遠。可是我看了一些簡單的報道，好像覺得中國的意思是我們決定重新入關，好像一決定就能加入。我想可能沒有那麼簡單，就打電話給你，給你說要過來採訪，就坐那凳子上問你。我當時一下子就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有戰略意義的動作，實際上很艱難，也非常複雜。

　　主持人：通過第一次採訪，您感受到了龍先生說的如果有話要說就找舒立，這麼一種信任度嗎？

　　胡舒立：我們平時跟政府官員打交道有兩種情況，一種當然就是你說的不太喜歡跟你講；還有一種就比較喜歡用一種簡單的、所謂的宣傳口徑，就講那麼幾句。我們覺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更高階段以後，應該讓大家對比如中國為什麼要加入世界貿易體系這些問題，有一個比較複雜的理解。當時龍先生是外經貿部的國際司司長，我說這個司長真是懂啊，他就能給你講得特別清楚，既滿足了我的職業好奇心，也可以讓我的讀者獲得一個比較清晰的圖案。就不是那麼簡單地講，中國就是要怎麼樣，沒有那麼簡單。他講到世界貿易的複雜格局，中國參加多邊體系和雙邊體系的區別在哪，多邊體系怎麼樣有利於我們的各種談判，它意味著什麼，對中國各種好處，但是困難確實在什麼地方。我當時就感覺到最珍惜的還不光是說官員躲記者不躲記者，最主要的是要坦率地面對記者，我當時對這種坦率覺得特珍惜。但是我覺得我們做記者的，也確實不能abuse。

　　龍永圖：濫用。

　　胡舒立：對，濫用別人對你的這種信任。1993年的時候，沒有現在這種條件，我是所有採訪都必須錄音回去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全部聽好幾遍，一句話停一下、寫一句，最後再自己對一遍。這樣的話，比如談半個小時，我把它變成錄音一般要兩個小時，做完以後我再一點點想，然後再看。就是一條訊息，我都是這麼寫的。

　　龍永圖：這就是為什麼你寫的東西比較準確。

　　胡舒立：對，你一定要這樣。人家跟你口頭表達的時候，他是什麼意思？你要重聽一遍才能明白。有時候並不是當場就能夠完全消化，尤其像你講的那些問題都比較難。你記不記得西雅圖那次，西雅圖我去找你那次？

　　龍永圖：舒立那次在西雅圖對我的採訪，我也很難忘。因為像這樣敬業的記者也不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美國的談判結束以後，國內外很多記者都追著我，當時我是最忙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我說舒立我馬上要到美國西雅圖開會去了，如果你有機會你就跑來吧。我就隨便講了一句話，我覺得把她打發掉算了，跑那麼遠，她會追到我那兒去嗎？哪知道我到西雅圖接到的第一個電話就是舒立打來的。她說我來了，能不能接受我的採訪，我一下子非常感動。

　　那次西雅圖會議，確實是非常戲劇性。本來在西雅圖會議上要啟動世界貿易組織在烏拉圭回合以後的另外一次談判，就是後來的多哈回合，當時想叫西雅圖回合，但是美國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上街遊行，反對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全球化，所以整個會議就沒法開了。我記得開幕式那一天，本來會議早上九點鐘開始，我們一直到了八點鐘，汽車還是不能出門，因為我們住的世紀飯店前面的大街全部給遊行者擋住了。當時我們確實非常惱火，我們參加一個世界貿易組織的開幕式都不能去，對於中國代表團是個很大的事情。你知道中國代表團是最守時的。所以我就和李肇星同志說，當時他是中國駐美國大使，我說肇星咱們得想點辦法。後來我們就派人打前站，怎麼能夠繞過遊行者，他們說怎麼繞也繞不過去。所以那天我和肇星同志，我們兩個人就是走地下通道，從世紀飯店到了開會的會場。我們開玩笑說，我們是打了一場地道戰。總算到了大會開幕式的會議廳，但是很遺憾，到了會議廳，只有中國代表團在那，其他人根本沒有想做這樣特殊的努力。所以那次在西雅圖確實是兵荒馬亂，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舒立我都不知道她是打的還是怎麼跑到世紀飯店，找到我們進行這次採訪。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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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於丹、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鳳凰衛視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長樂、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等中國文化界名流展開思想碰撞，畅談正在崛起的中國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