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車上的“特殊採訪”(2)

　　主持人：這十多年當中只有採訪？

　　胡舒立：就是採訪，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人和人之間有一種心靈的溝通、信心的溝通，就會很信任。比如說，被採訪對象會覺得我們對他的採訪是準確的、可靠的，我不一定寫得充滿了很好聽的詞，表揚稿一樣，我們是不寫表揚稿的。我們其實就是準確地寫事實本身，但是被採訪對象會覺得你對他的理解是準確的，你表述的這個事實是清楚的，他對這個東西是認可的。

　　從我們講，我們喜歡找這種採訪對象，他對你是坦誠的，願意接觸你。第二，我們不喜歡被採訪對象僅僅是想利用記者。怎麼分別接觸和利用呢？就是看他是否真的坦誠相交、是否真的說出了自己想說的東西。這個其實是不一樣的。也有一些人喜歡跟記者打交道，但是你很快就發現，他就是想要你表揚他，沒有別的目的，而且不表揚他就難受。這種被採訪對象我們也不是說就不接觸，但是反而會使記者感到不信任。

　　龍永圖：我覺得她對我們的採訪，還有一點讓我印象深刻。剛才我們談到1994年的沖刺，那個年底的沖刺，應該說是很悲壯的。那次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希望能夠在1994年底以前結束談判，最後光榮地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成員。當時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那一次談判的沖刺現在回過頭來講，當然談判對方的強硬是一個問題，但是我們內部確實存在著很大的機制上的問題。後來舒立寫的報道裡面，非常客觀地講到了我們談判失敗的原因。當時的談判要進行一個月的時間，在西方國家的談判陣營當中，我們感到薄弱環節就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因為它們要求比較簡單，就是要解決羊毛的問題。我們就想在西方陣營當中如果能夠找到一個突破口，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拉過來，我們和美國、歐洲的談判就會出現很大的轉機。所以當時的話，我確實想在羊毛的問題上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做一點讓步。澳大利亞、新西蘭最關心的就是每年羊毛的進口配額，就是每年到底可以向中國出口多少羊毛。最後我們各個部門協調的結果就是最高能夠進口16.9萬噸，你看16.9，就說明當時部門之間的這個讨價還價是多麼激烈，但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開出來的價就是要進口18萬噸。

　　主持人：那也不多啊。

　　龍永圖：是啊，我覺得差距並不很大，所以一直做各個部門的工作，能不能夠把配額量增加一點，滿足一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要求。有些部門的同志一下子就給我上綱上線了，他說龍永圖你知不知道，羊毛涉及到我們少數民族的生計問題。如果進口的羊毛太多的話，我們少數民族地區的牧民可能很多都要破產！這個帽子一上來，誰敢再增加多少。所以我們只好堅持每年只能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口16.9萬噸的羊毛，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覺得我這一點要求你都答應不了，它們就一下子翻臉，全面支援美國。所以我們整個談判一開始就處在一種非常艱難的態勢。

　　最使我難過的是我們回到北京以後一查，我們當年，1994年進口了30萬噸羊毛，過去五年平均每年進口22萬噸。我們到底一年進口多少羊毛都沒有數，誰也說不出來，就搞出這麼一個奇怪的16.9萬噸，然後堅持用這個16.9萬噸，最後就談不成。所以我們就深感中國的體制上，各個部門之間的不溝通、不協調，造成了這麼一個對外談判嚴重的、本來不應該是困難的問題。我記得你給我報道的時候講了這個問題，當然我不可能在那個時候批評任何一個單位，也不可能批評我們這個體制，但這絕對是我們的體制問題。

　　主持人：您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會不會直言自己的這些煩惱呢？跟胡舒立女士。

　　龍永圖：我就把具體的情況跟她講，但我不做結論。同時我也講了，說明我們這個進口體制存在著多麼大的問題。所以這個報道一定要嚴密、準確，要真實，才能真正地在社會上有重大的影響。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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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於丹、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鳳凰衛視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長樂、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等中國文化界名流展開思想碰撞，畅談正在崛起的中國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