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人攻占富人國寶座（7）

    “我是家裡唯一的孩子，而且是獅子座，”他說，“這兩點搭配起來是個很糟的組合。”

    克勞提爾在他位於棕榈灘和楠塔基特島的兩所沙灘豪宅中辦公。他棕榈灘的新房就建在海邊，面積很大，略帶巴伐利亞風格，價值在1 200萬到1 500萬美元之間。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自己的“極可意”水流按摩浴缸中或坐在能俯瞰大西洋的躺椅上工作，至於每天的高層會議，他會挂上領帶，坐在桌旁，打開電視機上方的數位相機開始電話會議。他的兩個助理在泳池邊的房間里利用一大堆電腦、打印機和電話工作。

    在家辦公為克勞提爾爭取了更多時間追求他的“真愛”—社交。沒有孩子和老婆（他離了兩次婚）的克勞提爾成了一個“連環晚會動物”，一週至少參加兩次正式晚會。他還參加很多相關的“衛星活動”，比如舞會前的午餐、舞會前的晚餐以及舞會前後為舞會主席舉辦的派對。

    “我每週至少出去五個晚上，”他說，“棕榈灘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舞會。我一年前買了三套燕尾服，已經都需要更新了，磨損得厲害。”

    克勞提爾在社交方面還有撒手锏—就是女友蒂凡尼，這位前護士小姐滿頭金發，牙齒雪白閃亮，笑起來很甜美，身材可與帕梅拉•安德森相媲美。她很快就學會了進入棕榈灘社交圈的遊戲規則，比如絕對不要穿同一件禮服參加兩次舞會。

    “朋友們會在報紙上看到你穿同樣的禮服！”她說，“那太掉價了。”

    另一個規則是：你可以同時戴隆重的手镯和隆重的耳環，但絕不要戴這兩者時再加一條隆重的項鏈，那就太誇張了。

    所有這一切都很昂貴。克勞提爾稱他為蒂凡尼購買晚禮服、珠寶及其他宴會行頭大概花了80 000到100 000美元。2003年，克勞提爾為他的前任女朋友花35 000美元買了一條出席宴會的項鏈，當他們在宴會上出現時，驚訝地發現其他三位女客都戴著和她一模一樣的項鏈，女朋友哭著跑出了會場。

    “那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關係的破裂。”他說。

    新社交名流源源不斷地入駐棕榈灘，將島上的慈善事業變成了一個被人緊密關註著的“競賽”了。以前老派的慈善舞會上，社交積極分子只是邀請幾百個親密朋友，捐款也都在10萬美元以下。而如今在這種場合，錢才是第一位的。要成為一個舞會的主席（並接受隨之而來的慈善聲譽），你不得不盡力邀請你所有的富翁朋友來慷慨捐贈。作為回饋，你也得在他們舉辦的舞會上捐出同等數量的善款。這種禮尚往來的鏈條實際上為熱衷名利圈的機會主義分子提供了通過慈善購買社會地位的機會，更何況慈善捐款都是可以抵稅的。

    “人們對你所做的一切都記得很清楚，”克勞提爾說，“所以如果我在你的舞會上捐了25 000美元，你來我的舞會也得出這麼多。如果你只捐了10 000美元，我會很容易註意到。所以表面上大家是在為一個崇高的理由捐款，但同時也是一場財富較量的遊戲。說到底，最重要的就是錢。”

    由於克勞提爾前兩年的慷慨捐贈，他現在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支援，可以舉辦自己的舞會了。他和蒂凡尼已經被邀請擔任明年島上的8場舞會的主席，但他說他可能只有時間答應兩三場。他已經在楠塔基特島的沙灘度假別墅中主持過為哈佛大學醫學院丹那•法伯癌症研究所募捐的年度“海灘上的搖滾樂”派對。去年，該活動共籌得善款60 000美元。跟大多數克勞提爾的派對一樣，“海灘搖滾樂”也以衆多體育明星、年輕女郎、現場樂隊和敞開供應的美酒著稱。

    “我對我的派對是充滿自豪的，”他說，“問問棕榈灘的任何一個人，他們都會說我的派對是最好的。”

    新老貴族除了對正式舞會和聖誕節晚會的看法完全不同以外，對消費的觀念也截然不同。老貴族以表面的節儉和實際上的富貴奢華著稱（紐約的一位世襲貴族曾向我這樣描述他們的室內裝修風格：“都是祖母的古董。”），而“富人國”的新貴喜歡炫耀他們的財富，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一樣有如此多的富翁如此豪爽地揮金如土。

    

本文摘自《一群富豪的奢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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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的生活仿佛不是在這個地球上發生的事，他們似乎生活在另外一個國度——從歐洲城堡里的管家學院到富豪子女的財富繼承培訓班，新型富豪們擁有自己的遊戲規則，在經濟中發揮著奇怪的作用：住在金字塔尖上的這一小群人決定了一個國家70％的消費；新型富豪“創造”了新的“財富文化”：世襲的舊式貴族被自己致富的新式富豪比得黯然失色，過去簽支票式的低調慈善行為變成了當今高調的慈善宣傳；更有甚者，富有進取心的新富豪們在越來越多地涉足政治。本書描述了一群富豪的奢華生活，揭出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深刻的文化諷刺和社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