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人攻占富人國寶座（2）

    法爾曼身材高大，有一頭濃密的白發，皮膚永遠被曬成完美的金棕色。帶著濃重波士頓口音的他從不羞於向人炫耀他的美德。2005年，他出資《棕榈灘社交圈》雜志出版了一期特刊，專門歌頌他的人生成就。封面的標題就是：“西蒙•法爾曼：創造者、領導者、慈善家”。

    不過，在提到他過去的法律糾紛時，他終於沉默了。1996年，聯邦調查人員發現他通過水中休閑公司（Aqua-Leisure）的職員為鲍勃•杜爾的總統競選捐贈大量金錢。調查還顯示他1992年就通過不正當渠道為佈什的競選和其他政治家輸送資金。法爾曼承認有罪，他和他的公司為此支付了600萬美元的罰款。他本人也被罰軟禁6個月。

    但法爾曼至今仍然堅持說自己對不正當捐款的事情事先並不知情，據他說是他的一位下屬私自操作的，至於他的認罪，是因為想避免曠日持久的法律糾紛。他後來還寫了一本書為自己辯護，說自己是政治鬥爭的無辜受害人。

    搬到棕榈灘後，他力圖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慈善當然成為他的主要方式。他向藝術團體、當地醫院和各種慈善晚會捐款無數。在各種慈善活動中，他以在活動結束時搶奪話筒宣佈自己又捐了2萬美元而逐漸聞名於社交圈。雖然在棕榈灘社區，慈善捐贈一直是獲得社會地位的主要途徑，但法爾曼浮誇炫耀、自我吹噓的作風對老派貴族來說顯得太過火了一點。

    一位當地名流說：“西蒙•法爾曼捐錢是為了讓自己受益。”

    法爾曼卻堅持認為自己的慷慨捐贈是由衷的。一天我們在馬阿拉歌俱樂部共進午餐時他告訴我，說明別人是他最大的快樂。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從上衣口袋里掏出兩頁的表格，上面一一列舉了他這10年來所有的捐贈專案和數額，並特別提到可以讓我免費發表這些表格。

    “我是情不自禁的，”他說，“當我看到世界上的痛苦和不幸，我就不得不出手。這是種讓人忘我的力量。”

    2003年，法爾曼對這世界之痛苦和不幸的關註終於為他贏得最高社會榮譽—他為紅十字舞會一次性大手筆捐贈100萬美元，是此活動有史以來最慷慨的一筆捐贈。紅十字會立即解雇了舞會的前任主席、很受歡迎的戴安娜•埃克里斯通女士，讓法爾曼取而代之成為新的主席。

    棕榈灘社區一片嘩然，他們批評法爾曼是肆意炫耀的暴發戶、機會主義分子，批評他拿錢一路購買進入上層社會的門票。他們也譴責了紅十字會粗暴解雇埃克里斯通女士的行為。一些領頭的名流和捐贈者聯合抵制紅十字舞會，在舞會正式開始的那天晚上選擇參加另一場為受虐孩子舉行的慈善晚會。其他一些捐贈者也要求退還他們的捐款。

    “法爾曼先生的行為是棕榈灘大多數人無法容忍的。”埃克里斯通告訴我。

    法爾曼反擊道：“這些老派貴族的做法不過是不容新貴而已。”

    “這里的人們很擔心，因為他們不得不跟一股強大的勢力共處。棕榈灘可以成為一個完全不對外人敞開的社區。某個最核心的圈子是生人勿進的。”

    法爾曼對島上的批評聲音充耳不聞，並按照自己的藍圖重整這台舞會。他把晚會地址從具有歷史意義的博瑞克斯酒店移至川普名下的馬阿拉歌俱樂部，後者對新貴更為友好。法爾曼出手大方，光舞會上的食物、裝飾和娛樂專案就花了70萬美元，其中20萬是著名音樂人尼爾•希達卡的出場費。因為花錢太豪放，2005年紅十字會從慈善舞會中實際只籌集到了170萬美元的善款—低於法爾曼當初誇下海口的目標：200萬美元。

    由於棕榈灘幾乎沒人參加這台舞會，法爾曼只好從波士頓、華盛頓和波卡邀請自己的朋友來充場面。棕榈灘居民開始稱這台舞會是“法爾曼的朋友及家庭聚會”。

    引起棕榈灘群情激憤的是2005年紅十字舞會上法爾曼發表的開幕致辞：大步走上演講台的法爾曼吹噓自己比埃克里斯通在任時籌集到的資金更豐厚，邀請到的大使更多，舉辦的舞會更風光。

    “我們今年來了16個大使，去年只有6個，”他說，“今年募捐到的錢有200萬美元，去年他們只有100萬。”

    這段講話公然違反了棕榈灘人恪守的社交規則：現任舞會主席絕不貶低前面各任主席，更不會當衆誇耀自己的成功。埃克里斯通和當地社交圈人士都被激怒了。他們反擊說法爾曼根本沒有募捐到他宣稱的那麼多錢，因為大部分錢都是他為了掙面子而自掏腰包的。

    “你出了錢，”埃克里斯通說，“不代表你就可以隨便站起來發表這種混蛋講話。”

    優雅的衰落

    2006年的紅十字舞會讓棕榈灘社區又大看了一次笑話。這次舞會在相當安靜的氣氛下開幕了。來賓大部分是來自波士頓和南佛羅里達的醫生?律師和會計師，很明顯他們對身著正式晚裝感到頗不自在，男人的領結都是鬆垮的，女人的裙子過分誇張。一位老棕榈灘人對我說：“去年還有從博卡來的人，那已經夠糟糕了，今年連德爾雷的人都來了，你能相信嗎？德爾雷！”

    受邀前來的大使們也同樣不得要領，看起來像迷路的達官貴人。格拉納達大使很早就離開舞會轉戰當地一間酒吧參加派對了，在那里他一直逗留到淩晨兩點；立陶宛和列支敦士登大使整晚都待在自己的餐桌旁，幾乎沒起身與他人寒暄。來賓們則忙著享受面前不用花錢的美味佳肴—小牛肉肋排、切成小方塊狀的甘薯、根莖類蔬菜以及十字架造型的黃油餡餅。弗蘭基•阿瓦隆唱了《海灘毛毯賓戈》和其他一些50年代的經典曲目。在美國遭遇卡特里娜飓風的這一年，紅十字會招徕捐助的方式是讓捷克泳裝名模佩特拉•內姆科娃充當代言人，她曾經親歷過亞洲海嘯。

    “昨天是亞洲，明天可能是別的地方需要你的說明，”她穿著巴傑利•米施卡的晚禮服，微笑著說，“感謝你們貢獻愛心，伸出援助之手。”

    就在客人們以為舞會會毫無懸念地順利結束時，法爾曼的助理薩姆納突然站起來，發表了一篇“令人感動”的“歌頌主人辞”。

    

本文摘自《一群富豪的奢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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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的生活仿佛不是在這個地球上發生的事，他們似乎生活在另外一個國度——從歐洲城堡里的管家學院到富豪子女的財富繼承培訓班，新型富豪們擁有自己的遊戲規則，在經濟中發揮著奇怪的作用：住在金字塔尖上的這一小群人決定了一個國家70％的消費；新型富豪“創造”了新的“財富文化”：世襲的舊式貴族被自己致富的新式富豪比得黯然失色，過去簽支票式的低調慈善行為變成了當今高調的慈善宣傳；更有甚者，富有進取心的新富豪們在越來越多地涉足政治。本書描述了一群富豪的奢華生活，揭出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深刻的文化諷刺和社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