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牆上的字（2）

　　這麼多家跨國企業改弦易轍，這很容易被長年與耐克和殼牌石油苦戰的運動組織視為全面的勝利。也許企業真的找到明路，而我們現在都站在同一陣線上了……哈佛商學院教授斯巴（Debora L.Spar）是歡呼迎接這個嶄新時代的人之一。她認為，反品牌運動已經成功使企業臉上無光，品牌企業再也沒有理由為了商業利益允許虐待行為的存在。她稱這個理論為"聚光燈現象"（spotlight phenomenon）。再也沒有外在規範的必要了，因為"公司將自行舍棄有虐待行為的供貨商，或迫使其改進，因為現在這樣做對該公司的商業利益是有好處的。"她寫道，"聚光燈並沒有改善美國經理人的道德觀，但是改變了企業的底線"。

　　像耐克這類的公司，無疑已經了解損害勞工權益將使自己付出何等代價。不過打在企業臉上的聚光燈是流動而隨意的：它照在全球生產在線的幾個角落，但是黑暗仍籠罩在其餘地方。這個過程不僅沒有保障人權，反而使人權受到選擇性的尊重：改革行動似乎只出現在燈光最後照射的地方。也毫無證據顯示，這類的改革行動已經形成普遍的企業道德行為標準，能通行全球；而且現在也還沒有見到任何全球實施的系統之蹤影。

　　反之，企業自訂行為準則以及商業道德會議大量出現，隨之而生的是危險而瑣碎的危機管理難題。例如，在1999年中期，當耐克以救世者的姿態提高印度尼西亞的工資時，該企業也同時切斷與薪資較高的菲律賓之間的關係，轉進中國內地；在中國薪資是最低廉的。李維斯牛仔褲從緬甸撤資，只因其良知不允許自己再待下去，只好回到中國；但是數年前，李維斯就是因為同樣原因而放棄中國的。後來李維斯為中國起草了突破性的企業行為準則，不過同時又解雇了數千名歐洲及北美洲的工人。蓋普在薩爾瓦多被譽為開放與改革的典範，然而與此同時，其紐約及舊金山分店外的抗議群衆卻高聲譴責蓋普在塞班島及俄羅斯所設工廠的恐怖環境。此外，關於最嚴格的幾項條款是否在這些工廠里實施，還有大部分工人是否聽說過這些條款，來自各方的報告頗為分歧。而當然，監督系統尚未設立，所以關於工廠內的實際情形目前並無正確的依據可循。毫無疑問，這些公關混仗引出了一些具有想象力而且有效的措施，不過事實顯示，這種四處補丁的方式並不能為全球經濟擬出長久可行的勞工或環保政策。

　　如果說，跨國企業如耐克和殼牌石油處理自家醜聞的方式似乎過於混亂無措，不符合這類大制造商的流利行事風格，那麼這種混亂有可能是刻意的。就算那些準則並無力鏟除虐待事件，其已有效模糊了事實，亦即，當重點是決定如何規範剥削勞工和濫用環境的時候，跨國企業和公民並不真的完全立場一致。即便他們取得真正的共識，合力解決某項問題（例如童工問題），在道德及合作的高調背後，雙方仍然陷於傳統的權力競爭中。

　　自從主要跨國企業不再否認其全球的制造工廠內有侵害人權的情況後，爭議已不再是是否需要監督，而是該由誰來負責監督。該由人民以及經由其民主票選出來的代表呢，還是由跨國企業本身？從私人化的準則，即可得知企業想要選擇哪一條路。問題是，公民要如何回應呢？

　　企業行為準則的背後，隐藏著對於公民自主的敵意，企業反對公民能夠通過工會、法律及國際條款，控制勞動條件以及工業化對生態造成的影響。二三十年代，正當血汗工廠、童工以及工人健康的問題還是西方最前線的政治議題時，這些問題大多經由群衆組織工會、勞資雙方直接協商，以及政府制定嚴格法規加以解決。我們可以再度實行這種模式，只是目前的範圍是全球各地，必須通過現行的國際勞工組織條款來完成，而且，該條款也非得用如今世貿組織施行全球貿易規則的決心來貫彻不可。

　　聯合國人權宣言已經認可自由結盟的權利。倘若尊重該權利成為進行貿易投資的條件，自由貿易區將在一夕之間改頭換面。如果貿易區的員工有談判其權益的自由，不必恐懼政府取締或是被立即解雇，那麼企業私訂的準則及獨立監督就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這些國家，政府會負責實施這些準則，制定法律，否則將有經濟反彈之虞。然而自從自由貿易出現以來，企業團體就不斷積極地反抗這類的硬性規定--他們削弱聯合國的宣言和條款，並且執意反對將貿易往來與強迫遵守的勞工及環保準則相互聯結。事實上，就是這種硬性規定促使各跨國企業無不瘋狂圍堵，並擬定各自的自願準則。

　　因此，在耐克與幾十所大學院校加入白宮合伙計劃後，克納漢很清楚知道，他致力發起的反血汗工廠運動已經變成了全新的賽事。最刻不容緩的任務即為說服企業正視自己的問題，這種時代已成過眼煙雲。"耐克希望與我們的運動合作，"他寫道，"這麼一來，問題變成是誰將主導血汗工廠虐待情事的掃雷行動。耐克台面下的意思是：'交給我們。我們有自願的企業行為準則。我們有專案小組。我們會從這里接手。回家去，忘了血汗工廠吧。'"

　　將基本人權輸入跨國企業的體系，有如企業制定的自發行為準則，而且就像其?方面的質量管理一樣接受監督，這個概念似乎有點奧威爾的味道。全球勞工及環保標準應該受法律及政府所管轄，而非由一堆遵行公關公司建議的跨國企業和會計師商議決定。關鍵點是，企業行為準則（不論是由個別企業或集團企業所起草，不管是獨立的監督機制還是無用的書面報告）並不是民主裁決的法律。就算最嚴苛的自訂準則，也無法約束跨國企業聽命外來的集體權威。恰恰相反，這給了企業前所未有的另一種權力：自行擬定私人法律制度、行使調查與管轄自己的權力，就像國家政府一樣。

　　因此別搞錯了，這是一場權力鬥爭。《商業日報》的社論談到，行為準則對企業主來說，比外來施加的規定較不具威脅感。"自願條款解決了跨國貿易協商中備受爭議的問題，那就是，是否該將勞動條款納入貿易合約中。如果……血汗工廠的問題在貿易之外的脈絡中解決，那麼勞動準則將不再是貿易保護主義者手上的工具了。"

　　這些警告暗示著，雖然政府效能不彰，企業大發勝利厥詞，但還是有一些機制可以管制跨國企業。我們已經看到貿易協議和地方選擇性採購法案，以及鼓勵道德投資--不過，提供給外來投資者的政府公債和保險，以及參與政府的貿易代表團，一樣也能附加條件限制。要跨國企業接受這種限制其全球流動力的規定，這可能有些不切實際。但是，過去四年來全球最有勢力、獲利最高的名牌跨國企業已一再被迫提高其公關門檻。如果民意如此，那麼這道門檻還會持續提高，讓重要的議題抽離企業控制，使之進入公共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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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向全球品牌統治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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