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人物（1）

　　井深大的偉大天賦不僅在於他能預見新技術在產品中的應用，還在於他能鼓勵工程師們超越自己，實現他為他們設定的目標。認識井深大的索尼工程師們都對他的記憶力贊歎不已，並且把與他一起工作的那些年視為職業生涯當中最具創造性且最滿意的時期。

　　井深與木原信敏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典範。木原信敏是一位機械工程師，他的產品創新迎合了井深設定的方向，因而公司以他的名義申請了700多項專利。木原對井深的印象是，井深是一位“實際的夢想家”，而正是這一點，促使他於1947年4月去索尼求職。那是1947年2月，即將從早稻田大學畢業、獲得機械工程學位的木原信敏在系佈告欄上看到一則招聘廣告：“招聘畢業生，井深大，東京通信工程公司。”木原信敏兼職組裝過收音機和留聲機，他知道東京通信工程公司是一家生產優質唱盤、唱針以及收音機刻度盤的制造商。他還在早稻田大學聽過井深有關電子學未來的演講，井深所強調的創新與實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個人簡歷中，木原寫道：“我可以制作短波接收器、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機以及高保真擴音器。”面試木原的口彰先生評價說，對於一名機械工程師來說，木原信敏對電子學的興趣是極其罕見的。木原不安地說：“我只是喜歡擺弄電子器件。”後來，木原還擔心自己的回答會斷送掉進入索尼的機會，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入職通知。

　　人們都說，井深和木原之間似乎存在心靈感應：井深會興奮地表達對某種可能性的模糊設想，而木原信敏則把這種設想轉化為一種現實的原型樣機。“井深真正懂得一個工程師的所思所想，”木原解釋說，“他從來不指示我幹什麼，他會跟你讨論並提出建議—他會告訴你他希望看到什麼結果。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是一份非常特殊的禮遇。通常接到一個指示時，你必須按照吩咐去做。而我一直像井深，讨厭模仿別人。即使他給我一個指示，我也會固執地不聽！”

　　與索尼的許多工程師一樣，木原似乎受到某種強烈的驅使，要使這個被他視為良師益友和靈魂人物的男人高興：“井深會說，盒式比盤式更方便，或者那種更小巧、更輕便的機子使用起來更簡便，而且更容易推銷。他總是對一些事情自言自語，而我總是仔細聆聽。當我們完成一件新產品時，我就開始思考制作他提到的那種更輕便的款式。於是，只要能擠出時間，我就會獨自做實驗，裝配一些東西。我有五六個這樣的模型—實驗模型，就塞在我的辦公桌下。然後有一天，井深就會說：‘木原，盒型便攜式用起來非常方便，你認為呢？’第二天早上，我就會從我那堆私人實驗模型中拿出一件與他的設想最接近的給他看。他會喜出望外，‘木原，這正是我想要的！’那時候，他就像一個開心的孩子一樣，而我喜歡看到他那樣。我喜歡讓他高興。作為一名工程師，那是我最大的快樂。”

　　多年以來，懷有夢想的人與創新型技術人員之間不斷上演經典的二重唱，直接孕育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亂的索尼產品：公司的第一盤磁帶和第一台磁帶錄音機、晶體管收音機和電視機、世界上首台用於商業廣播的磁帶錄像機（VTR）、第一台家用磁帶錄像機Betamax、8毫米的攝像機、被稱為“馬維卡”（Mavica）的靜態影片攝像機、彩色影片打印機以及基於這些基础產品的全系列更小巧更輕便的衍生產品。日積月累，從1949年到70年代中期，井深團隊的這些創新是索尼成長的主要動力。

　　起初，他們研究的是聲音。1949年6月，應一位老客戶的電話之約，井深去了日本國家廣播電台—日本放送協會（NHK，相當於英國的英國廣播公司）。他在美國民用信息和教育辦事處（當時美國佔領者接管了日本放送協會的經營權和相關設備，並成立該辦事處）的隔壁停了下來，碰巧聽到了芝加哥的韋伯斯特公司制造的一台美國型號的錄音機的聲音，在那之前他從未見過這種錄音機。這台錄音機的放音質量使他大吃一驚—辦公室里的美國人被他的興奮和激動逗樂了—對這台錄音機快速查看之後，他似乎當場斷定這就是建立公司聲譽的產品。木原記得，那天下午被召到井深的辦公室，仔細聆聽了井深對新產品的簡要描述。“一種淺棕色膠帶，可能是塑料的，也可能是磁介質的，當它以大約每秒鐘19厘米的速度被卷進一個開放式卷軸時，能再現令人不可思議的音質。”井深一邊說一邊用食指在空中畫著圈。

　　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哥蘭蒂（Grundig）和德律風根（Telefunken）研制了磁帶錄音機，並在“二戰”期間被用來錄制和播放納粹宣傳。而在美國，1945年之後，安派克斯公司（Ampex）在研發機器方面主導著整個市場；明尼蘇達礦業和制造公司（即後來的3M公司）是磁帶的主要供應商。該項技術曾在日本報道過，但尚未應用。

　　井深請求借用一下錄音機，以供他的工程師研究。盡管美國人拒絕將機器借出，但一位官員還是同意將該錄音機帶到禦殿山進?演示。東京通信工程公司的所有人都聚在一起進行錄音並共同欣賞放音質量。不過，公司財務主管卻對此持懷疑態度，而井深最需要的就是他對研發的支援。長谷川纯一是一名會計師，曾受盛田父親的委派前往東京對盛田家族的投資進行監督和保護。直到他來之前，會計及稅務都一直由名義上為業務經理的立川正三郎負責，他是井深的遠房堂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由於立川在出售井深為研制可能的產品而制作的衆多樣機時沒有進行適度的降價，導致東京稅務局對公司進行了令人不愉快的造訪。訊息傳到了遠在名古屋的盛田的父親那里，盛田的父親深感不安，於是派長谷川前往東京。因此，在索尼的歷史上總有一個令人好奇的現象：創始人的權力會隨著公司的發展而增加；即使在1949年，索尼只有45名員工的時候，下級的行為仍必須得到其上級的同意。

　　井深與盛田進行了核算，此專案需要30萬日圓的開發預算（約合當前10萬美元），但井深已經實施又放棄了很多種方案，個人信譽下降；長谷川則堅持認為，磁帶錄音機將無法收回它投放市場的成本。為了說服長谷川，井深與盛田採取了一種極端的辦法：他們將長谷川帶到一家黑市餐廳，擺了一桌盛宴，甚至還要了許多啤酒。這在當時比較罕見，屬於奢侈消費。在那個漫長夜晚的某個時刻，長谷川終於同意了開發預算；在這種情形下，其實在任何時候，拒絕索尼的創始人絕非易事。

本文摘自《奇迹的崛起、帝國的躁動與迷惘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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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尼從東京轟炸後的廢墟中起步，最初只是小作坊，後來成為全球電子產品及大衆文化的代表，索尼的故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傳奇之一。在《索尼秘史》中，作者約翰R26;內森對索尼公司的傳奇故事進行了剖析，掀開了這個曾經是全球最成功、最神秘企業的面紗。他揭秘了索尼公司的那些重大勝利——從彩色電視機到CD機，以及那些災難性的失敗——從Betamax盒式影片錄相機到付出重大代價的哥倫比亞影公司收購案；在這些事件中，索尼高層之間的緊張關係得到現場回放般的細致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