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平等：最早期的效率標準

　　對經濟效率定義的探索始於民主的出現。伴隨著民主，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明確提出政府應該為誰服務的需要。帝王們就從不受這個問題打擾。“朕即國家！”路易十四在18世紀初宣稱。①但是，當一部分人富有而另一部分人貧窮的時候，“民有的”和“民享的”政府應該為誰服務呢？

　　1793年，法國“人民”處決了路易十六，接著在一項公投中，通過了一部以社會救助和公共教育的形式來保證收入再分配的憲法（“人民”一詞是打引號的，因為並不是全體法國人都希望國王被處死，也不是所有人都投票贊成該憲法）。但是應該怎樣重新分配收入呢？1793年憲法並沒有提及，而且本應決定收入再分配的政治程序尚未開始就胎死腹中了。一群公民——“平等派密謀指導委員會”——要求實施該憲法，但是，當他們的領導人弗朗索瓦·諾爾·巴貝夫①被送上斷頭台的時候，這群人就作鳥獸散了。不過，這個問題由巴貝夫同時代的人、富有的英國哲學家傑里米·邊沁（1748-1832）在理論上作了處理。

　　邊沁把自己的再分配有效度理論建立在三大基石上：（1）由每個成員的幸福度總和組成的社會福祉；（2）有效的資源配置就是能夠使社會福祉最大化的資源配置；（3）隨著所擁有的金錢數量的增加，每個人從每增加一美元（英鎊）中所獲得的幸福度會減少。在經濟學語言中，“幸福”一詞很早之前就被“效用”一詞取代了，因此，邊沁的理論被稱為功利主義。

　　效用U是由極小的計量單位組成的，被稱為“效用單位utils”。效用單位來源於貨幣。每增加一美元能夠購買額外個效用單位，而每增加一美元所能購買的效用量，就被稱為“貨幣的邊際效用”。效用U與個人收入I的關係如圖1.1所示。在圖中，貨幣的邊際效用用△U表示。更多的收入能夠產生更多的效用，但它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線性的：收入每增加一美元總能帶來額外的效用，但這額外的效用會隨個人收入的增加而變小。換句話說，貨幣的邊際效用△U會隨個人所擁有的金錢數量而減少。

　　在效用函數曲線上，富人的位置高於窮人。因此，如圖1.1所示，如果把一美元從某個富人那里轉移給某個窮人，則富人損失的效用將小於窮人所增加的效用。所以，富人那里轉移一美元給窮人，將增加這兩個個人的效用之和。那麼，這一再分配過程應該在何處止步呢？答案是當每個人所擁有的金錢數都相同的時候，因為這將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的效用之和。當幸福蛋糕完全平等地分配的時候，幸福蛋糕是最大的，因而達到了效用效率。

　　邊沁是一位大力鼓吹平等的人。當時，進入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就讀的，必須是信奉英國國教的學生。當倫敦大學學院1826年創立時，它向所有國民開放。邊沁被認為是倫敦大學學院的精神之父，而且其遺體經過防腐處理後，迄至今日一直作為一尊儀容陳列在那里，供人瞻仰（其頭部現在是一尊蠟像，因為愛搞惡作劇的人將真正的頭顱偷走了好幾次）。

　　但是，功利主義作為經濟效率的一個衡量標準，並沒有活過它獲得發展的那個世紀。它整個兒被效率的另一個定義完全成功地取代了，那是一位名叫維爾弗雷多·帕累託（1848-1923）的意大利經濟學家提出的。即使功利主義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仍有所提及，但也只不過是作為通往真理——帕累託效率——之路上的一件古玩而被定論性地抛棄了。那麼，帕累託是怎樣及為什麼抛棄功利主義的呢？

本文摘自《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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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普通人的經濟學)》深入淺出地梳理了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叙述了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鼻祖和先驅)提出的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曾指導人們掌握經濟規律，發展生產力，為人類獲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貢獻。
　　本書還指出了以維弗雷多·帕累託和約翰·克拉克等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在何時以及如何背離了原來的經濟學傳統，他們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通過別有用心地把經濟學大廈的基石——效率定義(早期版本的定義是很關註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變，使那個早期定義失去權威性。從而釜底抽薪地將古典經濟學理論指明的方向一舉扭轉，把經濟學變成了為統治者服務的“僞科學”，從而導致世上出現小部分人“朱門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凍死骨”的貧富懸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