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約的一般概念（2）
除了從邊際轉變的角度看，不同種類的交易費用無法分開，這逼使我為交易費用下一個廣泛的定義：涵蓋魯賓遜一人世界中不存在的所有費用。這樣看，交易費用是可以在一個完全沒有交易的情況下出現的。我認為應該稱為制度費用才對，即是只有社會才能出現的費用。我的論點是交易（或制度）費用的起因，主要是為約束使用資源的競爭，或者從上文提出的廣義合約安排看，起於用合約來約束競爭的需要。結論是：只要競爭存在，交易或制度費用一定存在。換言之，說一個社會沒有這些費用是矛盾的說法。
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如果交易或制度費用不存在，不會有市場。評論高斯定律時，我寫道：
如果廣義的交易費用真的是零，我們要接受消費者的意欲會不費分毫地準確表達；拍賣官與監察者會免費搜集與整理訊息；工作的人與其它生產要素會得到免費的指引，去從事與消費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產出；每個消費者獲得的產品與服務，跟他的意欲會是一致的。仲裁者會免費地決定一個工作者或消費者的總收入：把他的邊際產值，加上社會其它所有資源的租值的一個分成，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費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種準則而決定的。如此推理，高斯的效果可以沒有市價而達致。
市場的存在是因為交易或社會費用不是零而起，跟高斯的經典公司分析和我早年的合約選擇分析是沒有沖突的。說市場的出現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是近於定義性的了。然而，要解釋座位票價或自助餐的安排，我們只須指出某些交易費用或制度費用的邊際轉變，但解釋一個複雜的制度，或制度的轉變，困難得多。
腦子閉塞，我的困難持續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不知道哪種交易或制度費用應該加進去來解釋私產及市場的存在。我的廣泛定義顯示著這些費用無處不在，再沒有加進的空間。二零零一年的一個晚上，我看到曙光：我們不是要加，而是要減這些費用，才能得到解答。
我跟著想到一篇只兩頁紙的文章，A.Bottomley一九六三發表的。作者的論點，是的黎波里的草原極宜種植杏仁樹，但因為草原公有，於是用作畜牧。有價值的資源毫無約束地讓公衆使用的現象曾否出現過，我歷來懷疑，但假設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麼，的黎波里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費用是些什麼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發表的關於價格管制的文章里，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種交易費用。的黎波里的例子，同樣的看法比較困難，但在兩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費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會在一人世界發生；另一方面，成本（這里指費用）是最高的代價——的黎波里的畜牧代價是種植杏仁樹的土地租值。定義說，把草原轉作種植杏仁樹的用途的總交易或制度費用，一定不會低於租值的消散，否則這用途的轉變會出現了。跟著的含意是，如果我們能認定這些費用在哪方面有了轉變，制度的轉變可以推斷。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的方法。
上述的觀察，明顯地說，如果的黎波里的草原是私有而種植了杏仁樹，有三個結果。其一，土地的租值會上升而交易或制度費用會下降——這下降是減下去，在我們的例子中是租值代替了交易費用。其二，交易或制度費用的性質或類別是改變了，雖然這些費用永遠不會下降至零。其三，從我們的廣泛概念看，以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一種合約是取代了另一種。以我之見，後者是制度轉變的正確意義。
作為張五常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制度潛心研究後收獲的精華之作，書中凝結了近幾十年來，他長期深入調查和思考的成果。張五常持續關註中國的經濟改革，致力於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研究。他從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出發，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看成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提出了中國地區競爭的特點是縣際競爭，並對由縣一級行政區劃引發的經濟現象做出了合理且詳細的論述。這一分析觸及了制度經濟學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巅峰。
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如果交易或制度費用不存在，不會有市場。評論高斯定律時，我寫道：
如果廣義的交易費用真的是零，我們要接受消費者的意欲會不費分毫地準確表達；拍賣官與監察者會免費搜集與整理訊息；工作的人與其它生產要素會得到免費的指引，去從事與消費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產出；每個消費者獲得的產品與服務，跟他的意欲會是一致的。仲裁者會免費地決定一個工作者或消費者的總收入：把他的邊際產值，加上社會其它所有資源的租值的一個分成，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費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種準則而決定的。如此推理，高斯的效果可以沒有市價而達致。
市場的存在是因為交易或社會費用不是零而起，跟高斯的經典公司分析和我早年的合約選擇分析是沒有沖突的。說市場的出現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是近於定義性的了。然而，要解釋座位票價或自助餐的安排，我們只須指出某些交易費用或制度費用的邊際轉變，但解釋一個複雜的制度，或制度的轉變，困難得多。
腦子閉塞，我的困難持續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不知道哪種交易或制度費用應該加進去來解釋私產及市場的存在。我的廣泛定義顯示著這些費用無處不在，再沒有加進的空間。二零零一年的一個晚上，我看到曙光：我們不是要加，而是要減這些費用，才能得到解答。
我跟著想到一篇只兩頁紙的文章，A.Bottomley一九六三發表的。作者的論點，是的黎波里的草原極宜種植杏仁樹，但因為草原公有，於是用作畜牧。有價值的資源毫無約束地讓公衆使用的現象曾否出現過，我歷來懷疑，但假設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麼，的黎波里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費用是些什麼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發表的關於價格管制的文章里，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種交易費用。的黎波里的例子，同樣的看法比較困難，但在兩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費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會在一人世界發生；另一方面，成本（這里指費用）是最高的代價——的黎波里的畜牧代價是種植杏仁樹的土地租值。定義說，把草原轉作種植杏仁樹的用途的總交易或制度費用，一定不會低於租值的消散，否則這用途的轉變會出現了。跟著的含意是，如果我們能認定這些費用在哪方面有了轉變，制度的轉變可以推斷。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的方法。
上述的觀察，明顯地說，如果的黎波里的草原是私有而種植了杏仁樹，有三個結果。其一，土地的租值會上升而交易或制度費用會下降——這下降是減下去，在我們的例子中是租值代替了交易費用。其二，交易或制度費用的性質或類別是改變了，雖然這些費用永遠不會下降至零。其三，從我們的廣泛概念看，以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一種合約是取代了另一種。以我之見，後者是制度轉變的正確意義。
本文摘自《中國的經濟制度》
作為張五常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制度潛心研究後收獲的精華之作，書中凝結了近幾十年來，他長期深入調查和思考的成果。張五常持續關註中國的經濟改革，致力於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研究。他從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出發，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看成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提出了中國地區競爭的特點是縣際競爭，並對由縣一級行政區劃引發的經濟現象做出了合理且詳細的論述。這一分析觸及了制度經濟學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