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1）
拙作《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十一月十八日在這里發表時，編輯先生加了一段按語：「中國政府昨天宣佈，為了穩定就業局勢，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變相凍結新勞動法。」此按不對。新勞動法的江山依舊，何來變相哉？暫緩最低工資的上調，或這里那里放寬一點，有小助，但正著是撤銷，因為有影響力的最低工資存在，勞苦大衆的生活不會好過。
最低工資在國內不同地區各顧各的存在了好些年，為恐打草驚蛇，我不說。當時的最低工資低，一般沒有影響力，而偶有比市場低薪略高的，沒有誰執行。新勞動法的引進強化了最低工資的執行，而法定的「最低」，這些日子的升幅一般高於通脹率。新勞動法帶來的反效果是明顯的：今天，收入最低的工人失業的失業，回鄉的回鄉，而還有工作的工作時間是愈來愈少了。為什麼到了今時今日，網上還有讀者支援新勞動法呢？
我在經濟學作出的比較重要的貢獻，屈指算來近兩掌之數。其中自己感到最滿意的，行內不重視，可能因為與傳統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邏輯上我不可能錯，而對真實世界的市場觀察了數十年，認識與行內的朋友差別頗大。我是寫了出來的，一九八三年以TheContractualNatureoftheFirm（《公司的合約本質》）為題發表於《法律經濟學報》，是該期的首篇。二十五年過去，該文大有名堂，可惜行家們到今天還看不到其中要點。
該文說的要點，是經濟學課本及課本之外的有關分析，永遠把生產要素（如勞力、土地等）的市場與產品市場分為兩個市場，課本一律在兩個不同的部分處理，是大錯。以我之見，市場是權利交換的地方，擴大起來只一個，其中的合約安排千變萬化，各各不同，而不同合約安排的選擇，一般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後來我在其它文章補充：因為人的自私，或政府多加左右，提升交易費用的安排出現，可以是災難。美國的金融合約安排是一例，中國的新勞動合同法也是一例。
我曾經提到一個尴尬例子。二十多年前被迫作評審，決定一個助理教授應否升級。見該教授專於產出函數研究，我問：「當你在街頭讓一個孩子替你擦皮鞋，擦好後給他一元。這一元是購買孩子的勞力呢？還是購買皮鞋給擦亮了？」他答不出來，不能升級。我也說過戰後香港西灣河山頭家家戶戶穿珠仔為生計的例子，拿開了中間人，勞力市場就是產品市場。在工廠見到的件工合約安排，略為複雜，但拆穿了跟穿珠仔沒有兩樣。二戰時在廣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農民帶產品集中一處銷售，既是產品市場，也是他們的勞力市場了。就是今天，週末到農村一行，在農地或路旁購買農作物，也是二市難分：基本上二者一也，分之蠢也。
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勞動市場就是管制產品市場，法定最低工資就是法定物價管制。那些高舉自由產品市場而又贊同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是有點胡塗了。
離開了擦皮鞋或穿珠仔，合約的形式變化多，例如以時間算工資，或分花紅，或算佣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赐獎賞，或佃農分成……而又或者幾項花式合並而為約。然而，無論怎樣變，不管搞得如何複雜，皆可翻為件工合約的替代，穿珠仔之類也。從一方面看是雇用合約，是生產要素市場，從另一方面看是產品市場的替代，合約的形式有別，市場一也。
本書以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的手劄的形式，實時記錄了在當今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面臨的挑戰，如中國新勞動法出台、醫療改革、人民幣升值、科技轉型等熱點話題。張五常針對這些熱點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研究成果無疑為關心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企業人士、政府官員、學者等提供了最新的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借鑒意義。
最低工資在國內不同地區各顧各的存在了好些年，為恐打草驚蛇，我不說。當時的最低工資低，一般沒有影響力，而偶有比市場低薪略高的，沒有誰執行。新勞動法的引進強化了最低工資的執行，而法定的「最低」，這些日子的升幅一般高於通脹率。新勞動法帶來的反效果是明顯的：今天，收入最低的工人失業的失業，回鄉的回鄉，而還有工作的工作時間是愈來愈少了。為什麼到了今時今日，網上還有讀者支援新勞動法呢？
我在經濟學作出的比較重要的貢獻，屈指算來近兩掌之數。其中自己感到最滿意的，行內不重視，可能因為與傳統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邏輯上我不可能錯，而對真實世界的市場觀察了數十年，認識與行內的朋友差別頗大。我是寫了出來的，一九八三年以TheContractualNatureoftheFirm（《公司的合約本質》）為題發表於《法律經濟學報》，是該期的首篇。二十五年過去，該文大有名堂，可惜行家們到今天還看不到其中要點。
該文說的要點，是經濟學課本及課本之外的有關分析，永遠把生產要素（如勞力、土地等）的市場與產品市場分為兩個市場，課本一律在兩個不同的部分處理，是大錯。以我之見，市場是權利交換的地方，擴大起來只一個，其中的合約安排千變萬化，各各不同，而不同合約安排的選擇，一般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後來我在其它文章補充：因為人的自私，或政府多加左右，提升交易費用的安排出現，可以是災難。美國的金融合約安排是一例，中國的新勞動合同法也是一例。
我曾經提到一個尴尬例子。二十多年前被迫作評審，決定一個助理教授應否升級。見該教授專於產出函數研究，我問：「當你在街頭讓一個孩子替你擦皮鞋，擦好後給他一元。這一元是購買孩子的勞力呢？還是購買皮鞋給擦亮了？」他答不出來，不能升級。我也說過戰後香港西灣河山頭家家戶戶穿珠仔為生計的例子，拿開了中間人，勞力市場就是產品市場。在工廠見到的件工合約安排，略為複雜，但拆穿了跟穿珠仔沒有兩樣。二戰時在廣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農民帶產品集中一處銷售，既是產品市場，也是他們的勞力市場了。就是今天，週末到農村一行，在農地或路旁購買農作物，也是二市難分：基本上二者一也，分之蠢也。
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勞動市場就是管制產品市場，法定最低工資就是法定物價管制。那些高舉自由產品市場而又贊同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是有點胡塗了。
離開了擦皮鞋或穿珠仔，合約的形式變化多，例如以時間算工資，或分花紅，或算佣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赐獎賞，或佃農分成……而又或者幾項花式合並而為約。然而，無論怎樣變，不管搞得如何複雜，皆可翻為件工合約的替代，穿珠仔之類也。從一方面看是雇用合約，是生產要素市場，從另一方面看是產品市場的替代，合約的形式有別，市場一也。
本文摘自《多難登臨錄》
本書以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的手劄的形式，實時記錄了在當今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面臨的挑戰，如中國新勞動法出台、醫療改革、人民幣升值、科技轉型等熱點話題。張五常針對這些熱點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研究成果無疑為關心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企業人士、政府官員、學者等提供了最新的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