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轉折年代（2）

　　《公報》特別指出了農業是經濟鏈條中的最薄弱一環。“全會認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因為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础，這些年來受了嚴重的破壞，目前就整體來說還十分薄弱。”然而，《公報》提出的補救方式卻僅僅局限於物價控制：

　　全會建議國務院做出決定，糧食統購價格從一九七九年夏糧上市的時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础上再加價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料、畜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也要分別情況，逐步作相應的提高。農業機械、化肥、農藥、農用塑料等農用工業品的出廠價格和銷售價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把降低成本的好處基本上給農民。

　　中國政府希望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一次“新的長徵”和“廣泛、深刻的革命”，需要團結奮鬥，做出堅持不懈的努力。要達到這個目標，《公報》中所提出的基本方針有著清晰的指導性，同時給地方留下了足夠的因地制宜的空間。

　　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

　　同樣值得註意的是，根據《公報》，“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只能“為生產力發展服務”。在之後的幾年中，對“生產力發展”的作用成了判斷改革政策與實踐的主要標準。

　　“在本世紀內將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這個改革的長期目標雖然清晰明確，但《公報》中並沒有指出任何宏觀戰略或者藍圖。由於當時中國政府對市場與市場經濟幾乎一無所知，《公報》中對“市場”這個詞並未提及。然而現在將十一屆三中全會看作中國市場化轉型的起點已經是人們的共識。我們並不否認這次會議和《公報》的歷史重要性，但也要再次強調，當時的中國政府根本沒有想到過市場經濟。但他們思想開放，願意接受任何能帶來“生產力發展”的力量，以及將實踐作為一切的判斷標準，最起碼他們是這樣宣稱的。

　　要理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歷史意義，我們必須明白後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改革並非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嘗試著重整社會主義經濟。毛澤東兩次分權的嘗試，第一次始於50年代中期，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未能讓社會主義經濟恢復活力。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毛澤東對於階級鬥爭的依賴和通過繼續革命來保全社會主義的思路已經被證明是災難性的政策。盡管毛澤東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分權化的解決方案依舊模糊，但是中國的經濟實際上比其他的社會主義經濟更為分散。此外，毛澤東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根源的分析依舊成為《公報》的重要遺產之一。

　　作為經濟戰略，《公報》並沒有明顯超越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的觀點。《公報》完全贊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的分析：過度集中化。然而，與毛澤東的思路相反的是，《公報》將“生產力發展”提到了首位。但即使是對於經濟發展的高度重視以及對於四個現代化的追求，也只是重啟週恩來總理1964年提出的經濟計劃。《公報》與毛澤東的思想相異的另一方面是解決過度集中化的方案：將權力轉移到企業以及地方政府。

　　作為政治策略，《公報》充滿智慧。首先，《公報》贊揚了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地位，要求全國人民必須“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從而將共產黨的執政重點從階級鬥爭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統一了全國人民的奮鬥目標。《公報》明確了在20世紀末將中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繼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避免了意識形態的紛爭，維持了經濟改革所必需的政治穩定。考慮到毛澤東在黨內、軍內和人民大衆中的長期威望，對毛澤東的全面否定將會削弱後毛澤東時代政府的執政合法性，並可能撒下政治混亂的種子。在精心的設計下，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領導人通過贊揚毛澤東，從而迅速埋葬了毛澤東的激進政策並轉向了經濟發展。重申毛澤東“實事求是”的原則，並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政府逐步將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意識形態枷鎖放了下來。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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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