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來的人民幣（5）

　　鐘祥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它基本上解決了有限的經濟保障和商品物資的流通，包括在蘇區各個經濟單位之間、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的一種權益交換，老百姓也感到比較踏實。它得到老百姓的擁戴，沒有造成財富分配的巨大失衡、變動甚至剥奪。

　　但共產黨在中央根據地的貨幣實踐才剛開始沒多久，南京國民政府就開始大軍壓境。第四次“圍剿”時，蔣介石動用40萬大軍；而到了第五次“圍剿”，集結的部隊多達50萬之衆，是中央紅軍的5倍以上。共產黨在貨幣管理方面的不成熟也很快暴露出了致命的問題。為了支撐前線的開銷，蘇維埃的國家銀行發行了大量蘇幣，一年半的時間裡，蘇幣發行量就迅速膨脹近10倍，貨幣急劇貶值，根據地物價飛漲，民衆逐漸失去了對蘇維埃的信心。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國家銀行的員工們不得不挑著所剩無幾的金銀珠寶、紙幣原料和印钞機，隨軍踏上茫茫長徵之路。

　　蘇幣在中央根據地短短三年的生命歷程，給中國共產黨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即便是在反“圍剿”幾近失敗之時，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也毅然作出了這樣的反省：“蘇維埃政府對於紙幣的發行應該極端的審慎。紙幣的發行如超過市場所需要的定額，必然會使紙幣跌價，會使物價騰貴，使工農生活惡化起來，以致影響到工農的聯合。”

　　許樹信中國革命根據地貨幣史專家：

　　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貨幣發行有三個階段。1932年7月開始到年底，這個階段是能保證兌現的，貨幣幣值是穩定的，也是受到人民擁護的。1933年1月到8月，這個階段由於財政支出過大，貨幣發行過多，就不能夠保證十足的兌現，甚至出現了一些停兌的現象。第一階段的發行量是有65萬多，而第二階段的發行量則達到了200萬。到1934年10月，這第三階段已經不能夠完全保證兌換了，所以就停兌了，發行量太大，達到800萬，原因主要在於財政支出過大。

　　嚴帆贛南師範學院中央蘇區研究中心研究員、特聘教授：

　　一旦你超越這個模式、這種規律，違背它的基本規律，就會造成貨幣貶值。蘇維埃的紙幣發行量，超過了它原來的鋪底資金，超過兩倍、三倍、四倍。但當時沒辦法，紅軍需要打仗，需要去採購物資，各個政府機關還有社會事業、經濟建設等方面，也需要資金。救急的方法，只能是先發紙幣。

　　1940年3月26日，一架飛機降落在重慶珊瑚坝機場。在67歲的南洋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的率領下，50位愛國華僑冒著飛機被日軍擊落的危險回國慰問考察。自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以來，南京國民政府被迫從南京遷都到重慶。當時，來自華僑的捐獻是除美國援助之外最重要的外來經濟支援。

　　但華僑們對此次重慶考察無比失望。在《南僑回憶錄》中，陳嘉庚不禁憤怒地斥責：“那些國民黨中央委員，都是身居要職，但都假公濟私，貪污舞弊，生活奢華。……國家前途深可憂慮。”一個令陳嘉庚無法接受的事實是，當時他們下榻的嘉陵賓館號稱全重慶最豪華的賓館，竟是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的私人資產。

　　陳嘉庚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五年前的冬天，孔祥熙主持了南京國民政府的貨幣改革，全國的貨幣被統一為法幣，貨幣發行權則收歸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三家所有。在這場改革啟動兩個月後，孔祥熙又匆匆宣佈新增第四家印钞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家銀行的實際控制者其實正是蔣介石本人，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也並非通常意義上的“政府”銀行，因為它們的大量股票也被私人投資者牢牢掌握著。

　　葉永烈作家：

　　法幣的誕生，有其進步意義，統一了全國的貨幣。當時各個軍閥、各個省都搞一套自己的貨幣，那是非常混亂的，它（法幣）畢竟還是統一了中國的貨幣，從經濟上來說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本文摘自《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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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書，道盡人民幣的前世今生。人民幣，全世界1/5的人每天都在接觸、使用的貨幣。它穿梭於一個個市場，把商品送往它們該去的地方；它在一只只手掌中傳遞，指引著人們前行的方向。可是，你是否想過它有著怎樣的過往？它是怎樣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1948年12月1日，第一張人民幣正式問世，從此開創了中國金融史的新篇章。此後，人民幣見證了貨幣地位缺失的票證時代、談錢色變的禁锢歲月、人民爭相致富的開放時代。人民幣就像一面鏡子，它明亮地映照著中國的進步，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國的某些缺失。本書以“第一財經頻道”紀錄片《人民幣》為基础，系統性地梳理了人民幣的由來、發展軌迹以及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講述這種我們最熟悉的貨幣背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