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來的人民幣（8）

　　吳景平复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

　　在商品層面來說，供應是嚴重的不足，這就反映在像糧食、棉織品、燃料等人民的基本生活用品的物價急劇上升，同時以這些為基本原料的產品，其市場價格都是失控的。還有一個問題，法幣和它的匯率也是嚴重失控。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民衆深受通貨膨脹之害，幾乎沒有一個人、一個家庭可以幸免，可以說是幾代人，或者是幾十年努力奮鬥的積蓄，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廢紙。

　　從1943年起，國統區的通貨膨脹率開始明顯超過共產黨管理的邊區；到抗戰後期，法幣發行量已達戰前的730倍，原本可以用來買一頭牛的錢，此時連半條魚都買不到，法幣漸失民心。一家成都的報紙《華西日報》曾用社論犀利地表達了民衆的心情：“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絕望。盡管國困民貧，一小撮貪污腐化分子卻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華。這種腐敗現象，已使民氣士氣低落，幾至於殆盡。”

　　而在國民黨統治的薄弱之處以及日軍戰線之後的廣闊農村，共產黨的19塊根據地陸續在14個省份發行了超過250種區域性貨幣，覆蓋了全國近1/4的人口。與信用急劇下降的法幣相比，這些新生貨幣有物資作為支撐，購買力相對更為穩定，因此民心漸攏。

　　孫立堅复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國民黨在戰爭的過程當中，完全忽視了經濟合理的運行機制，最大的問題出現了，就是嚴重的通貨膨脹，整個社會民不聊生。很多老百姓自願支援我們的解放軍，要推翻這樣一個不顧人民利益，只顧自己的軍饷，只想到自己的戰爭的政府。在貨幣上面的超發，就是在掠奪老百姓的財富。國民黨在管理貨幣上造成的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實際上嚴重地影響到了貨幣背後的政府的威信。

　　1946年，位於長江口的上海一直很不太平，平均每天都要發生近5起罷工和勞資爭議。日本入侵者早已投降，既然不是對外的民族矛盾，那為什麼上海的工人階層會如此躁動不安呢？

　　問題還是與貨幣有關。這年夏天，中國歷史上一場規模空前的內戰燃起了烽火。當年，南京國民政府用以內戰的軍費高達7萬億元，但財政收入卻只有2.2萬億元。為了填補巨額財政赤字，財政部下轄的所有印钞廠幾乎都是日夜開工，一年內又發行了兩三倍的法幣。城市里的工人、教師、作家、記者以及政府公務員，都被飛漲的物價和貶值的貨幣激起怨恨。《大公報》刊載的《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一文中感歎道：“國家的財政又一面倒地靠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工資奇昂，人民憔悴，工業窒息，獨獨發了官僚資本與買辦階級。政府天天在飲鸩止渴，人民天天在掙紮呻吟，如此下去，則洪水到來，經濟崩潰，已經不是太意外的事了。”

　　1947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因無力改善國統區的財政經濟，黯然辞職。而幾乎就在同時，延安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安排人手梳理各解放區的經濟工作，他們的目標是兩個字--統一。

　　戴志強中國錢幣博物館原館長：

　　當時邊區與邊區之間，根據地與根據地之間都是獨立的--它們只能是相對獨立的，因為一些交通要道，還都是受國民黨控制，由他們的軍隊控制著，所以相互之間聯絡很困難，只能是一個根據地、一個根據地，一個邊區、一個邊區，自己獨立開展生產建設，獨立發行自己的貨幣。

本文摘自《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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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書，道盡人民幣的前世今生。人民幣，全世界1/5的人每天都在接觸、使用的貨幣。它穿梭於一個個市場，把商品送往它們該去的地方；它在一只只手掌中傳遞，指引著人們前行的方向。可是，你是否想過它有著怎樣的過往？它是怎樣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1948年12月1日，第一張人民幣正式問世，從此開創了中國金融史的新篇章。此後，人民幣見證了貨幣地位缺失的票證時代、談錢色變的禁锢歲月、人民爭相致富的開放時代。人民幣就像一面鏡子，它明亮地映照著中國的進步，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國的某些缺失。本書以“第一財經頻道”紀錄片《人民幣》為基础，系統性地梳理了人民幣的由來、發展軌迹以及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講述這種我們最熟悉的貨幣背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