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內斯堡：我走向全球的起點（7）

　　那時候，南非政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強行干預物價。其實，要想有效地穩住物價，關鍵的一點是讓市場保持健康的競爭秩序。南非不然，哪家公司要想擡價，首先要向政府部門提交一份詳細的盈虧說明，但可口可樂並不認同這個做法。說來也怪，這反倒讓我們大大掙了一筆。

　　有幾家小型的飲料公司，他們的市場份額極為有限。其中有一家叫戈德堡—澤弗特，在南非擁有七喜品牌的經銷權。他們的營銷策略是保持飲料的價位比可口可樂低百分之十五，所以利潤極低。結果，他們總是第一個跑到政府那里要求提價。

　　可口可樂的利潤空間原本就不錯，但每當政府批準他們提一次價，自然也就進一步提高了我們的價格底限。如果政府不允許提價，那麼像戈德堡—澤弗特這樣的小買賣就只能關門倒閉。

　　擺在政府官僚面前的選擇很簡單：是看著那些小打小鬧的商家出局呢，還是允許漲價看著大玩家們繼續牟取高利潤呢？這個難題很有意思，也充分說明政府插手市場的自然秩序會發生什麼事情。最後的結果是南非的大多數消費者在飲料上花的錢不是少了，反而更多了。這就是政府干預物價的措施很少奏效的原因。

　　我到約翰內斯堡的第一天就有種感覺，我在這兒的工作只是個過渡，如果順利，它會讓我從非洲走向世界。任總經理之後大約一年左右，我的想法得到了證實。一天，我接到伊恩-威爾森的電話，他當時在亞特蘭大，司職可口可樂在亞洲區的工作。威爾森在可口可樂算得上是位功成名就的大明星，經常陪著可口可樂德高望重的元老羅伯特-W-伍德拉夫在南喬治亞島的種植園捕鳥什麼的。每當威爾森過生日，伍德拉夫還給他捎去玫瑰。不過，伍德拉夫對可口可樂最高層的圈內人士都這樣。

　　“內維爾，你有沒有思想準備到南非以外的地方工作？”威爾森問。我說準備不足，最好先在裝瓶廠再幹一段時間，等經驗豐富之後再離開。“那就等你準備好了，到時候告訴我。”他這樣對我說。

　　1979年晚些時候，公司高層對我這一年的業績進行評估後，讓我掌管整個非洲南部的裝瓶廠。我拒絕了，因為我已經做好了離開南非的準備，要到世界的大舞台上一試身手。我給亞特蘭大的威爾森打了電話，於是，他給北林蔭道的總部通了氣，1980年春天，我被召到了亞特蘭大，威爾森任命我為可口可樂駐澳大利亞的總經理。

　　悉尼只有一家公司直屬的裝瓶廠歸我管理，其他的裝瓶廠家都屬於私人特許經營。所以，我的管理範圍很有限，但上面承諾一年之內讓我做整個大區的總裁，範圍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週邊的島嶼。這是可口可樂在全球範圍內十八個大區中的一個。我先從亞特蘭大飛到紐約拿了簽證，然後赴澳大利亞做就職演講。在那一週里，我幾乎圍著世界飛了一圈兒。從約翰內斯堡到亞特蘭大，從亞特蘭大到紐約，從紐約到悉尼，再從悉尼飛回約翰內斯堡。

　　離開南非時我很傷心，我一直愛著這個國家，我是在這個國家真正長大成人的。帕梅拉也同樣戀戀不舍，不願離開這塊“我們的”大陸，她畢竟也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六年。現在我們每年都要回非洲一次，並資助那里很多非政府組織。

　　我們於1980年初搬到了悉尼，當時卡拉才兩歲。悉尼的市容讓我想到了南非。在我看來，世界上有五個最美麗的城市，悉尼和開普敦都在其中。我們找房子的時候有個美好的想法，住得要靠海，每天上午可以到海灘上去，遊遊泳或是幹點別的什麼。但後來發現，要買這樣的房子，我們手頭的錢還差五十萬美元。最後，只好花二十萬美元在悉尼以北十英里處的科德角買了處房子，帶陽台和遊泳池，坐落在一片美麗的林子里。

　　這兒離海灘也不算遠，只有二十分鐘的路程。我們經常帶著小冰箱，裡面裝著對蝦、牡蛎和一瓶葡萄酒到海灘上看日落，天晚了之後在海里遊泳。我們也去看歌劇、芭蕾和賽馬。有時候也看棒球比賽，這種比賽是為保護一種鴨嘴獸募捐。我們還交了一些朋友，關係最好的是林恩和邁克-霍爾。我們後來發現我們有些遠房表兄妹也住在澳大利亞。

本文摘自《可口可樂的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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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口可樂，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創始於1886年，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如今的可口可樂已經是一個商業帝國，它生產的飲料銷往全球200多個國家，並佔據了軟飲料48%的市場份額。
　　內維爾-伊斯德爾，見證並親自參與了可口可樂近半個世紀的曲折發展，尤其非凡無比的是他作為傑克-韋爾奇的取代者，經歷了可口可樂成為美國夢象徵的勝利歷程，這個歷程作為美國复興的文化象徵已經為全球公認。在本書中他首次披露?可口可樂的經營秘密：可口可樂如何在全球市場進行營銷，如何管理這樣龐大的公司，如何突破貿易壁壘進入新興市場，以及他如何在強悍董事會的壓力下將自己的理念植入公司的品牌形象。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理所當然，可口可樂的秘密勝過任何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