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說2：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國的政策所致

　　另外一種重要的理論假說是，全球經濟失衡所反映的其實是影響美國儲蓄率的政策和結構性因素，而非中國和東亞各經濟體的政策。這一假說的成立需要美國的貨幣、財政和住房政策同巨額且不斷增加的經常帳戶赤字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美國的房地產泡沫是由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美聯儲實施的低利率政策所致，並因為20世紀80年代以後金融業的放鬆監管而放大。以上政策，加上旨在將抵押貸款擴大到次級市場的低收入借款人的政策，共同導致了過度的風險承擔和槓桿融資，造成流動性過剩以及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泡沫。房地產泡沫引發的財富效應使美國居民可以過度消費，加上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造成的公共債務劇增，再結合減稅政策，致使美國的經常帳戶赤字增加。

　　寬鬆的貨幣政策產生的總需求壓力初期表現在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最終導致總體通貨膨脹率的提高。美國的貨幣政策隨後收緊，促使房地產價格回調，引發了次級貸款的違約，給銀行和金融機構造成損失，風險規避的需要急劇提升，市場參與者之間失去信心和信任，導致大幅度去槓桿化和大量資金從新興市場經濟體回流。先前的資金富餘局面以突然斷裂的形式逆轉。

　　寬鬆貨幣政策與低利率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已相當寬鬆，在2000年年初互聯網泡沫破滅並引發衰退後變得更具擴張性。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前，股票市場持續攀升，美聯儲並未加以干預。但在泡沫破滅後，消費者遭受大筆財富損失，消費和經濟活動大幅減少，經濟走向衰退。美聯儲此時採取了擴張性貨幣政策，以削弱衰退的消極影響，聯邦基金利率下調了27次，從2001年3月的6.5%降至2003年6月的1%。2003年7月15日，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國會聽證時說，美國經濟"尚未顯示出持續加速增長的可靠迹象"，因此進一步下調利率可以在不帶來"強大的通貨膨脹壓力"的情況下刺激增長。當時的其他事件也促使美聯儲保持低利率的決策，包括"9-11"事件。在"9-11"事件後，美國股票市場大跌，加深了人們對美國經濟健康狀況的擔憂。得益於積極的貨幣政策，美國經濟迅速复蘇，互聯網衰退也很快過去。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和低利率給美國房地產市場造成了巨大影響。美國聖路易斯聯儲在200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貨幣政策對住房投資和房產價格影響顯著，旨在消除2002~2004年通貨緊縮風險的寬鬆貨幣政策促成了房地產市場在2004~2005年的繁榮。"值得註意的是，美聯儲向市場證明了維持寬鬆貨幣環境以及在金融市場遇到麻煩時提供流動性救助的意願，這被稱為"格林斯潘對策"（Greenspan put）。美聯儲的保證意願加上一系列房地產政策導致貸款大幅增加，包括向那些幾乎完全缺乏信譽的借款人提供貸款。經濟學家拉詹註意到："在工作崗位依然缺乏的時候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具有增強風險承擔和培育資產泡沫的效應，反過來會在長期削弱經濟的質量。"美國居民家庭借款在1997年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6%，10年後提高到100%。低短期利率時期的延長以及金融創新還造成預期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並使金融資產的風險感受度降低，從而壓低了長期利率。這些因素導致流動性過剩，使得房產價格自2002年後暴漲。

　　結果，美國經濟隨之高漲，但國內生產仍不能跟上國內消費的增長步伐，需要進口填補消費品的供給缺口，包括來自石油出口國的進口，從而形成了美國對這些國家的經常帳戶赤字。由於中國在2000年已成為勞動密集型消費品的主要生產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便迅速增加，而中國對那些為其提供中間產品的各東亞經濟體也相應出現貿易逆差。

　　寬鬆貨幣政策和低利率不但促成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還鼓勵國際資本在全球範圍內更活躍地追求高回報，例如，2007年出現了創紀錄的向發展中國家的1.2萬億美元資本流入（在2000年不過2 000億美元）。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也鼓勵了這樣大規模的資本流動和創紀錄的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加速促成了自然資源的需求和價格上漲，以及資源出口國的貿易順差增加，並導致大宗商品的價格飆升，進一步刺激了依賴自然資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加速增長，結果導致許多發達的資本貨物出口國（如德國和日本）也因此獲得了大筆貿易順差。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和進行其他金融投資，這些國家通過貿易順差和資本帳戶盈餘積累的外匯儲備回流到儲備貨幣的發行國（美國），於是又顯示為美國的資本帳戶盈餘。

本文摘自《從西潮到東風》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持續多年的國際貿易不均衡被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是這場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國際貿易不均衡則被認為主要源於人民幣匯率的嚴重低估，但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卻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聲音——危機發生的根源絕不在中國的匯率政策。
　　在這本書中，林毅夫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廣為接受的現代化理論源於西方社會的經驗，這樣的理論經常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相背離，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理論來指導其現代化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