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與2008~2009年危機
世界經濟在2000~2008年增長迅速，隨著發達國家、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取得了創紀錄的高增長率，失業率和貧困率紛紛下降。快速增長的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對原材料的強勁需求推高了大宗商品價格，給資源豐富的國家帶來收益。全世界都在經歷一個普遍的幸福期。
發達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商業週期在近年來波動幅度減小，也給人們對經濟發展前景和增長可持續性帶來了更多的樂觀情緒（見圖1-1）。經濟衰退期變得更短，影響程度更低。例如，1987年美國股票市場的下挫並未導致經濟衰退；1990~1991年的衰退持續時間相當短，影響程度很低；類似的是，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也只導致了溫和衰退和緩慢复蘇。同時，經濟擴張期的持續時間變長。成功地穩定商業週期波動，進入一個低通貨膨脹、高增長和溫和衰退的新時代，有人把這稱為"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
商業和金融領域的監管放鬆以及金融工具創新也說明建立了更為靈活、更具適應能力的經濟體系，促進了"大緩和"的實現。人們認為金融資產的風險比以前更低，這促進了更多金融中介的發展，刺激了經濟增長和金融創新，尤其是通過對沖基金。商業週期的波動幅度變得更小，是因為充足的全球流動性（部分反映了某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過度儲蓄），這給人們帶來了"穩定是由於金融體系的結構性改革所致"的錯誤印象。此外，雖然全球經濟增長在加速，但人們預計，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拓展（部分歸功於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推動）以及中國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快速增長會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低水平。
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後，經濟學家們預期其他國家會出現"脫鈎"（decouple）現象，這是高盛公司的吉姆-奧尼爾（Jim ONeil）提出的概念，並很快被其他人接受。脫鈎的概念意味著，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經濟會被各自國內的強勁需求保護，不會受到美國次貸市場崩潰的嚴重影響。例如，在2008年9月，德國財政部部長皮爾-施泰因佈呂克（Peer Steinbrueck）宣佈："本輪危機完全是美國自身的問題。七國集團的財政部部長也支援這一觀點。"許多政策制定者都不清楚美國和歐洲的金融業聯繫已變得多麼緊密。
隨著世界經濟的快速擴張，全球失衡問題日趨嚴重，東亞出現巨額經常帳戶盈餘（歐洲也有程度稍小的盈餘），美國則出現巨額赤字。人們對於全球失衡的重要性持有相去甚遠的觀點。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和米蘭達-紮法（Miranda Xafa）等經濟學家把失衡視為全球經濟穩定的威脅。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伯格斯滕作證說："全球失衡或許是目前對美國和世界經濟持續增長和穩定的最嚴重威脅。"本-伯南克等人則把失衡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發達的自然結果，這導致了對美元定價的金融資產的需求膨脹，但他並不認為這意味著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
其實，對全球失衡和美國房地產泡沫應負主要責任的是美國的國內政策。2001年為應對互聯網泡沫破滅而引入的寬鬆貨幣政策因為金融監管放鬆和金融工具創新而放大，導致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房地產繁榮帶來的財富效應，加上允許居民家庭把房屋價值收益資本化的金融創新，造成了家庭的過度消費和超額負債。快速增加的家庭負債以及因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而增加的公共債務，導致美國出現巨額經常帳戶赤字。這個現象又因為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而持續下去。
事後看來，為應對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引發的衰退而採取的寬鬆貨幣政策走得太遠也延續得太久。還有，美國貿易逆差在2003年後成為政策制定者日益關註的關鍵議題，假如此時的政策制定者能認識到美國的需求過剩在進口擴大中的作用，而不是指責其他國家，原本可以有更對症下藥的政策措施來解決全球失衡的真正根源。這樣，就可以提前很長時間防止美國的房地產過熱，加強金融監管，從而避免全球危機的爆發，或至少能減輕其危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持續多年的國際貿易不均衡被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是這場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國際貿易不均衡則被認為主要源於人民幣匯率的嚴重低估，但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卻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聲音——危機發生的根源絕不在中國的匯率政策。
在這本書中，林毅夫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廣為接受的現代化理論源於西方社會的經驗，這樣的理論經常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相背離，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理論來指導其現代化的實踐。
發達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商業週期在近年來波動幅度減小，也給人們對經濟發展前景和增長可持續性帶來了更多的樂觀情緒（見圖1-1）。經濟衰退期變得更短，影響程度更低。例如，1987年美國股票市場的下挫並未導致經濟衰退；1990~1991年的衰退持續時間相當短，影響程度很低；類似的是，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也只導致了溫和衰退和緩慢复蘇。同時，經濟擴張期的持續時間變長。成功地穩定商業週期波動，進入一個低通貨膨脹、高增長和溫和衰退的新時代，有人把這稱為"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
商業和金融領域的監管放鬆以及金融工具創新也說明建立了更為靈活、更具適應能力的經濟體系，促進了"大緩和"的實現。人們認為金融資產的風險比以前更低，這促進了更多金融中介的發展，刺激了經濟增長和金融創新，尤其是通過對沖基金。商業週期的波動幅度變得更小，是因為充足的全球流動性（部分反映了某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過度儲蓄），這給人們帶來了"穩定是由於金融體系的結構性改革所致"的錯誤印象。此外，雖然全球經濟增長在加速，但人們預計，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拓展（部分歸功於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推動）以及中國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快速增長會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低水平。
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後，經濟學家們預期其他國家會出現"脫鈎"（decouple）現象，這是高盛公司的吉姆-奧尼爾（Jim ONeil）提出的概念，並很快被其他人接受。脫鈎的概念意味著，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經濟會被各自國內的強勁需求保護，不會受到美國次貸市場崩潰的嚴重影響。例如，在2008年9月，德國財政部部長皮爾-施泰因佈呂克（Peer Steinbrueck）宣佈："本輪危機完全是美國自身的問題。七國集團的財政部部長也支援這一觀點。"許多政策制定者都不清楚美國和歐洲的金融業聯繫已變得多麼緊密。
隨著世界經濟的快速擴張，全球失衡問題日趨嚴重，東亞出現巨額經常帳戶盈餘（歐洲也有程度稍小的盈餘），美國則出現巨額赤字。人們對於全球失衡的重要性持有相去甚遠的觀點。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和米蘭達-紮法（Miranda Xafa）等經濟學家把失衡視為全球經濟穩定的威脅。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伯格斯滕作證說："全球失衡或許是目前對美國和世界經濟持續增長和穩定的最嚴重威脅。"本-伯南克等人則把失衡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發達的自然結果，這導致了對美元定價的金融資產的需求膨脹，但他並不認為這意味著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
其實，對全球失衡和美國房地產泡沫應負主要責任的是美國的國內政策。2001年為應對互聯網泡沫破滅而引入的寬鬆貨幣政策因為金融監管放鬆和金融工具創新而放大，導致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房地產繁榮帶來的財富效應，加上允許居民家庭把房屋價值收益資本化的金融創新，造成了家庭的過度消費和超額負債。快速增加的家庭負債以及因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而增加的公共債務，導致美國出現巨額經常帳戶赤字。這個現象又因為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而持續下去。
事後看來，為應對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引發的衰退而採取的寬鬆貨幣政策走得太遠也延續得太久。還有，美國貿易逆差在2003年後成為政策制定者日益關註的關鍵議題，假如此時的政策制定者能認識到美國的需求過剩在進口擴大中的作用，而不是指責其他國家，原本可以有更對症下藥的政策措施來解決全球失衡的真正根源。這樣，就可以提前很長時間防止美國的房地產過熱，加強金融監管，從而避免全球危機的爆發，或至少能減輕其危害。
本文摘自《從西潮到東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持續多年的國際貿易不均衡被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是這場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國際貿易不均衡則被認為主要源於人民幣匯率的嚴重低估，但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卻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聲音——危機發生的根源絕不在中國的匯率政策。在這本書中，林毅夫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廣為接受的現代化理論源於西方社會的經驗，這樣的理論經常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相背離，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理論來指導其現代化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