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戰略
雖然中國和東亞各經濟體的貿易順差直到近年才有大幅增長，它們追隨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卻是從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的。可持續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並不是以不斷增加的貿易順差為目標，而是依靠與國際市場的日益緊密的一體化，在增加出口的同時也增加進口，給可貿易部門創造更高層次的工作機會。因此，這一增長戰略不可能是2000年之後全球失衡加劇的根本原因。
自保動機
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金融危機後，東亞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常帳戶盈餘和外匯儲備激增。自保動機的理論假說將這視為蓄意所為，主要是為積累足夠的外匯儲備，以避免再度向國際貸款機構求助。然而，該理論同樣不具有說服力，因為對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而言，它們的貨幣是完全可兌換的，並不需要進行自保，但它們的貿易順差也大幅增加，導致了全球失衡的進一步加劇。
因此，自保理論無法解釋缺乏自保動機的經濟體的貿易順差增加現象。還有，中國的外匯儲備目前已超過3萬億美元，遠遠超出任何自保需要。有的經濟學家將外匯儲備的部分原因歸於熱錢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強化了經常帳戶盈餘增加的效果。
中國的匯率政策
從2002年開始，中國的匯率政策就開始被指斥為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但直到2005年後中國才開始出現巨額貿易順差，2003年的貿易順差實際上要小於1997和1998年。其實在1998年，當人民幣還在釘住美元的時候，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匯率存在大幅高估。
把中國的匯率政策視為全球失衡根源的觀點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即中國政府人為地壓低人民幣的價值，其目的是為刺激出口和減少進口。美國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2005年聯合提交的法案（後來撤銷）就是基於這樣的觀念，要求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加徵27.5%的關稅。
人民幣匯率的高估或低估依然是目前激烈爭論的話題，根據不同的分析模型，對低估幅度的估計在3%~50%之間。大多數對匯率低估的實證測算都是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其含義是，同類商品在不同國家應該具有相同的價格）。盡管在直覺上可行，但這一觀念已經被證明是不可靠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發展中國家的價格一直低於發達國家，而資本密集型產品在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成本則高於發達國家。有的分析註重通過控制可預測的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來測算人民幣價值，但即便這些偏離也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另一種是根據基本均衡匯率法（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method）測算，其目的是測算實現與基本價值一致的經常帳戶價值所需的匯率調整幅度。顯然，這樣的測算取決於經常帳戶基本價值的判斷，以及對匯率價值變化與經常帳戶平衡之間關係的判斷。總之，就人民幣與其均衡價值偏離的幅度而言，目前看來幾乎沒有共識。
此外，預期匯率升值的理論基础並不清晰。巴拉薩-薩缪爾森定理（Balassa-Samuelson theorem）假定，一個經濟體在可貿易部門快速擴張的時候，實際匯率在長期中會升值，該定理是人民幣匯率低估論的主要理論基础之一。我本人與兩位同事合作撰寫的一篇論文則指出，在一個可貿易部門快速擴張但傳統部門存在大量富餘勞動力的經濟體，實際匯率可能不會上升，除非富餘勞動力得到充分利用。中國農村地區曾存在大量富餘勞動力，因此，匯率沒有顯著升值並不表明中國政府在操縱利率。
更基本的一點是，某些經濟學家提出，匯率升值對經常帳戶的影響可能並不清晰。麥金農（McKinnon）就認為，匯率在調整經常帳戶收支方面的作用很小，僅僅反映了儲蓄和投資的相對平衡，而儲蓄和投資則取決於可能和匯率沒有系統關聯的結構性因素。麥金農提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強迫中國這樣的債權國進行匯率升值對減少貿易順差既不必要也無說明。貿易盈餘必然等於儲蓄與投資的差額，而儲蓄和投資與宏觀經濟平衡有關，因此把匯率視為儲蓄和投資的決定因素是誤解。例如，在美元貶值時，美國的淨儲蓄並不必然提高。
最後，如果人民幣匯率低估是全球失衡的原因，則會出現以下三類實證現象：
-人民幣在2005~2008年升值20%的時候，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應該減少，但實際上並未發生。
-美國對與中國競爭的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會減少，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會減少，實際上也沒有發生。
-中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會增加，這同樣沒有發生。
首先，盡管人民幣匯率在2005年之後上升20%，美國對中國的經常帳戶赤字的增加持續到2007年。這部分反映出，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後，美國進口產品的價格沒有改變或者有所上漲。中國廠商的出口份額巨大並在繼續增長，使它們的市場影響力擴大，可以把美元成本的上漲轉嫁給進口批發商。美國如果選擇從其他國家進?產品，價格將更為不利。
其次，如果人民幣低估是美國貿易逆差和中國貿易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國同其他與中國競爭的國家的貿易逆差則應該相應減少，然而在同一時期，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常帳戶盈餘也大幅增加。
最後，如果人民幣匯率低估是美國貿易逆差和中國貿易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那麼中國對其他發達經濟體（如德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貿易順差也應該增加。但事實與此相反，中國對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出現赤字。
這些證據顯示，匯率似乎並不是美國對中國的經常帳戶赤字變化的顯著決定因素。在過去10年，美國的進口額中中國的數額持續增加，這一趨勢並沒有受到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有效匯率在2001~2004年貶值或者2005~2008年升值的影響。影響經常帳戶的關鍵因素其實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其他亞洲經濟體相應的結構性變化以及美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以上三個政策假設都在暗示，中國和東亞各經濟體是全球失衡的造就者。但如果全球失衡是三個因素之一（或其共同作用）所致，那麼東亞各經濟體在美國的總貿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應該上升。然而，盡管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對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逆差卻顯著減少。因此，以上三個廣泛接受的理由即使與全球失衡有關，也不可能是最根本的起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持續多年的國際貿易不均衡被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是這場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國際貿易不均衡則被認為主要源於人民幣匯率的嚴重低估，但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卻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聲音——危機發生的根源絕不在中國的匯率政策。
在這本書中，林毅夫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廣為接受的現代化理論源於西方社會的經驗，這樣的理論經常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相背離，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理論來指導其現代化的實踐。
自保動機
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金融危機後，東亞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常帳戶盈餘和外匯儲備激增。自保動機的理論假說將這視為蓄意所為，主要是為積累足夠的外匯儲備，以避免再度向國際貸款機構求助。然而，該理論同樣不具有說服力，因為對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而言，它們的貨幣是完全可兌換的，並不需要進行自保，但它們的貿易順差也大幅增加，導致了全球失衡的進一步加劇。
因此，自保理論無法解釋缺乏自保動機的經濟體的貿易順差增加現象。還有，中國的外匯儲備目前已超過3萬億美元，遠遠超出任何自保需要。有的經濟學家將外匯儲備的部分原因歸於熱錢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強化了經常帳戶盈餘增加的效果。
中國的匯率政策
從2002年開始，中國的匯率政策就開始被指斥為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但直到2005年後中國才開始出現巨額貿易順差，2003年的貿易順差實際上要小於1997和1998年。其實在1998年，當人民幣還在釘住美元的時候，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匯率存在大幅高估。
把中國的匯率政策視為全球失衡根源的觀點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即中國政府人為地壓低人民幣的價值，其目的是為刺激出口和減少進口。美國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2005年聯合提交的法案（後來撤銷）就是基於這樣的觀念，要求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加徵27.5%的關稅。
人民幣匯率的高估或低估依然是目前激烈爭論的話題，根據不同的分析模型，對低估幅度的估計在3%~50%之間。大多數對匯率低估的實證測算都是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其含義是，同類商品在不同國家應該具有相同的價格）。盡管在直覺上可行，但這一觀念已經被證明是不可靠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發展中國家的價格一直低於發達國家，而資本密集型產品在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成本則高於發達國家。有的分析註重通過控制可預測的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來測算人民幣價值，但即便這些偏離也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另一種是根據基本均衡匯率法（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method）測算，其目的是測算實現與基本價值一致的經常帳戶價值所需的匯率調整幅度。顯然，這樣的測算取決於經常帳戶基本價值的判斷，以及對匯率價值變化與經常帳戶平衡之間關係的判斷。總之，就人民幣與其均衡價值偏離的幅度而言，目前看來幾乎沒有共識。
此外，預期匯率升值的理論基础並不清晰。巴拉薩-薩缪爾森定理（Balassa-Samuelson theorem）假定，一個經濟體在可貿易部門快速擴張的時候，實際匯率在長期中會升值，該定理是人民幣匯率低估論的主要理論基础之一。我本人與兩位同事合作撰寫的一篇論文則指出，在一個可貿易部門快速擴張但傳統部門存在大量富餘勞動力的經濟體，實際匯率可能不會上升，除非富餘勞動力得到充分利用。中國農村地區曾存在大量富餘勞動力，因此，匯率沒有顯著升值並不表明中國政府在操縱利率。
更基本的一點是，某些經濟學家提出，匯率升值對經常帳戶的影響可能並不清晰。麥金農（McKinnon）就認為，匯率在調整經常帳戶收支方面的作用很小，僅僅反映了儲蓄和投資的相對平衡，而儲蓄和投資則取決於可能和匯率沒有系統關聯的結構性因素。麥金農提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強迫中國這樣的債權國進行匯率升值對減少貿易順差既不必要也無說明。貿易盈餘必然等於儲蓄與投資的差額，而儲蓄和投資與宏觀經濟平衡有關，因此把匯率視為儲蓄和投資的決定因素是誤解。例如，在美元貶值時，美國的淨儲蓄並不必然提高。
最後，如果人民幣匯率低估是全球失衡的原因，則會出現以下三類實證現象：
-人民幣在2005~2008年升值20%的時候，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應該減少，但實際上並未發生。
-美國對與中國競爭的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會減少，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會減少，實際上也沒有發生。
-中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會增加，這同樣沒有發生。
首先，盡管人民幣匯率在2005年之後上升20%，美國對中國的經常帳戶赤字的增加持續到2007年。這部分反映出，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後，美國進口產品的價格沒有改變或者有所上漲。中國廠商的出口份額巨大並在繼續增長，使它們的市場影響力擴大，可以把美元成本的上漲轉嫁給進口批發商。美國如果選擇從其他國家進?產品，價格將更為不利。
其次，如果人民幣低估是美國貿易逆差和中國貿易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國同其他與中國競爭的國家的貿易逆差則應該相應減少，然而在同一時期，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常帳戶盈餘也大幅增加。
最後，如果人民幣匯率低估是美國貿易逆差和中國貿易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那麼中國對其他發達經濟體（如德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貿易順差也應該增加。但事實與此相反，中國對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出現赤字。
這些證據顯示，匯率似乎並不是美國對中國的經常帳戶赤字變化的顯著決定因素。在過去10年，美國的進口額中中國的數額持續增加，這一趨勢並沒有受到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有效匯率在2001~2004年貶值或者2005~2008年升值的影響。影響經常帳戶的關鍵因素其實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其他亞洲經濟體相應的結構性變化以及美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以上三個政策假設都在暗示，中國和東亞各經濟體是全球失衡的造就者。但如果全球失衡是三個因素之一（或其共同作用）所致，那麼東亞各經濟體在美國的總貿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應該上升。然而，盡管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對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逆差卻顯著減少。因此，以上三個廣泛接受的理由即使與全球失衡有關，也不可能是最根本的起因。
本文摘自《從西潮到東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持續多年的國際貿易不均衡被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是這場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國際貿易不均衡則被認為主要源於人民幣匯率的嚴重低估，但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卻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聲音——危機發生的根源絕不在中國的匯率政策。在這本書中，林毅夫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廣為接受的現代化理論源於西方社會的經驗，這樣的理論經常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相背離，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理論來指導其現代化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