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全球化小農（2）

　　亞洲的“糧食危機”實際上是高油價扭曲下的一個恐慌的演練，它一度使決策者想重新回到土地，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自給糧食的借口。但是，人類歷史上治理饑荒的最好的辦法是自由流動的農產品交易、一定的糧食儲備和在國際農產品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不論怎麼說，“多哈回合”都是建立一個糧食全球化的合法話語基础的必經之路。這是沒有受到糧食危機的中國決策者要認真思考的一件事情。

　　近現代重農主義的理論源流表明，特定時期的重農主義在大陸國家的盛行機率遠遠高於海洋國家，在集中權力國家的盛行率高於於民主權力結構的國家。例如，法國總統薩科齊在“多哈回合”中對於曼德爾森的批評，在法國的農民中和持有重農主義思想的法國學界得到了加分。

　　但薩科奇的舉動又能說明什麼？法國人的自耕農思想是波爾多、勃艮第、羅納河谷地區的岩礫地種葡萄者的心理，但是，這種神仙般的自耕農理想難道不是倫敦的葡萄酒交易所制造的嗎？沒有倫敦的期貨交易，怎有波爾多的藝術化生產？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專門寫了一章叫《論獎金》，評論一個國家對於出口農產品與工業品的補助。用斯密的觀點來論證薩科奇在“多哈回合”後的談話很合適，這一切正是“多哈回合”談判失敗的根源。

　　亞當-斯密說：“理論與實踐證明，在大國的各省之間自由貿易，不僅是緩解糧食短缺的好辦法，也是防止饑荒的最好辦法；大陸內各國之間的自由進出口貿易，也是緩解糧食短缺和防止饑荒的最好方法……”他還說：“許多國家限制農作物出口的荒謬法律，常常加重了不可避免的糧食短缺的不幸，最終發展成可怕的饑荒。”斯密在隨後的重農主義的一章中，批評了那些保守農業觀意識形態的法國人。

　　斯密去世一百多年後的2008年，歷史好像又一次在多哈重新上演。

　　在中國加入WTO時朱镕基政府對農業有一次質的開放，這種在當時有一定政府壓力的舉動，今天回頭來看，這樣的開放胸懷雖然會受到保守主義的長期诟病，但從長遠來說有助於這個國家建立統一開放的國內農業市場，並勇敢而沒有思想包袱地面向了全球農產品市場。當21世紀第一個10年結束時，歐洲與美國的輿論在總結歷史時都佩服中國的開放使這個國家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是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也是中國農業開始步入結構性轉型的年代。農業的全球化對於中國東南西北的農民來說，是在一個更合理的範圍內給他們的生產與勞動力重新定價，就像20世紀80年代的沿海出口企業給中國農民的勞動力第一次定價一樣。作為小生產者，他們以村落為信息傳播單位，以原產地的農產品特點為生產指向，機動快速地調整每一年的生產品種，盡最大可能地去獲利。

　　一個國家的幾億農民以這樣智慧靈活的方式，學習商品定價和流通知識，這是全球化的第一課。做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小農，對中國不但是一個好的商業理想，更是一個好的文化理想。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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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