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的經濟哲學研究：中國諾獎之搖籃

　　農業哲學的裂變其意義正在於：中國改革30年的理論成果，最基础、最重大的創新發生在農村工作為代表的“三農”問題上。未來20年，中國進入一個初步的現代化國家，最核心的理論動力仍然來自以“三農”問題解決為基础的國家變革。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的發展三段論是：一是人民公社時代的農村；二是鄧小平包產到戶時的農村；三是新農村時代。

　　新農村戰略是一個宏大的構想，它與城鎮化、小康社會的目標多有重合之處。作為一個21世紀話題，它也許將為中國提供一個諾貝爾經濟獎的得主。

　　1993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中國農村實際上一直在主流話語的邊際。我的意思是說，在沒有新理論與新戰略構想前，口號並不能改變現實。這也正是90年代末期的農村工作理論體系仍未能走出鄧小平1978～1982年構思的圖景。

　　1993年之後，中國的註意力在市場、價格、東部、制造業、上海、金融業等關鍵詞上著墨很多，學術界的舊話語也不曾得到改造。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北京學界對於農村研究開始陸續出新東西。尤其是林毅夫當時主持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開風氣之先，系統地提出了新農村運動的一些學術上的支撐。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學時比較系統地用制度經濟學理論嘗試了農業問題的研究，他的論文和另外一位中國學者張五常的《佃農理論》是這方面研究的經典學術文獻。雖然當時他和北大經濟研究中心的農業學說聲音比較小，但林在高層問策和重要國際論壇上已經把這些東西表達了出來。

　　2000年左右提出的小康社會、後來的新農村理論、再到2010年前後中國明確的城鎮化戰略，基本上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村勾畫了一個理論背景。不管是誰去實踐這一目標，中國的新農村戰略獲得了經濟學理論上的支援，這種經濟理論也有助於促進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之變化，比如農村人口制度與社保制度、城鎮化下的土地制度創新（不光是流轉制度）、農民工與城鎮化綜合研究、農村文化與傳統文化、農村稅制與教育制度等。

　　未來10～20年，中國急需一套成熟的新理論回答上述問題。

　　這20年，也是中國從一個大國向強國的過渡。時勢造英雄，學術上亦如此。放在全球的政治與經濟視野中，如果中國的“三農”問題能夠得到成功的制度安排與實踐勝利，這類對人類農業領域的研究必將吸引西方的關註。從這一點來說，未來可能有一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中國的農村理論研究者中產生。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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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