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大陸農民的西瓜經濟

　　讓渡土地承包權，使之成為流動的生產元素，是一種隐性的權力股份。這一理論探索在十七屆三中全會上成為國家政策。這也是自1978年土地承包政策後，中國在農村問題上最重大的理論創新之一。

　　土地因為附著了太多的意識形態元素，在1978年後尤其是1993年中國的經濟大發展後，理論的創新已經遠遠落後於實踐，即使土地流轉的最終定案，也僅僅是現實倒逼出來的改革。

　　在評價鄧小平的土地承包制度時，我們用“偉大”來形容這一理論創新，原因是它在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環境中，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並且令使用權在一個長週期合約中成為生產者私有感受的基础。

　　是的，如果不是樓市熱潮中的“樓吃地”運動和農民受到的絕地掠奪，土地承包理論仍然是無法超越的創新。及至土地流轉政策出來，土地仍然在產權問題不讨論的前提下將使用權開始流轉，一點一點地接近土地制度的本源。

　　學者們的研究已經晚於實踐。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土地產權的試驗在四川已經開始。在農民的實踐世界中，如果不是城市化的剥奪，他們心中的土地個人產權與“我的土地”的樸素意識形態早已在他們心中建立，這是未來農村土地重大理論變化的道德前提。

　　論及享受土地產權變革帶來的社會倫理之變，我的母親和姐姐的土地生活就是一個很好的樣本。

　　母親和姐姐今天仍然生活在西北的一個村莊里，他們是一對競爭者。過去的十多年里，她們的最大變化是掌握了先進的農業工具知識，放棄了種植小麥，轉而以輪作的方式種植西瓜和玉米。而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這樣的輪作方式也並不普遍，那時，年复一年地種植小麥，後來土地開始酸化，糧食產量下降。農民認識到這一點教訓約花去了七八年時間。這段時間後，農民一邊學習工具知識，一邊以“工人”的身份參與了21世紀初的中國“全球工廠”運動。

　　對於母親和姐姐來說，放棄小麥的種植，選擇經濟作物是尋找到了比較優勢。在一個初步成熟的西北農業作物市場中，她們學到的第一課是：放棄了重農思想，開始在每一棵植物後面尋找商業價值。這是一個多麼微小而偉大的轉變。

　　作為母女,房子的距離只有幾百米,但在生產上她們是兩個暗暗的較勁者。姐姐在很多年前獨立經營自己的土地後，老太太曾經向我抱怨過姐姐:“女兒的心永遠是外心。”其實，她忘記了，姐姐已經成為一個私有生產者。

　　這個私有生產者脫離了我母親組織的家族大產權生產，自己開始獨享土地種植的決策權與自己對於土地帶有情感歸屬的產權。為什麼女兒的心是外的呢?因為姐姐在自己的土地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甚至不惜過度透支家庭倫理關係中那僅有的一點容忍。

　　姐姐獨立擁有了自己的土地與生產決策權後，不斷從外界打聽農業信息，變得格外勤奮。雖然土地是國家的，但鄧小平給每一個農民的土地，使我姐姐這個沒有讀過一天書的人堅持認為，那塊地就是她的，是與一個家庭的財產與生命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東西。

　　契約上的合法性首先要建立在文化與情感之上，這是哈貝馬斯在上個世紀發現的人類法理之源。關於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機智地解決了政治與道德之爭。 是的,雖然只是使用權,母親和姐姐都把自己當作它的主人並同時以樸素的政治推測論認為,這些東西永遠是自己的。

　　姐姐在土地上寄存她對於美好生活的向往，並推導自己的兒子上大學時需要的一筆錢要從土地中來。但是,勞動力不離開土地,農民的收入是不會很快增長的。可是,她不能離開土地,母親也不可能。所以,改變土地的比較優勢產出,是他們學到的第二課。

　　這個生產標的就是西瓜。西北的好太陽和黃河水,讓西瓜的產量節節上升。同樣一畝地,西瓜的收入一度是小麥的兩倍左右。這樣的選擇打破了她們對於土地只能生產糧食的觀念。這樣一個轉變,是他們用幾十年時間在一天又一天的生活中收獲的經濟學智慧。

　　尋求土地的比較優勢是增加地租的良策之一。同樣的勞動投註在一畝小麥和一畝西瓜上,她們兩位農民在與城市的商業力量博弈時,增加了自己土地的附加值。

　　第三個收獲是藝術化生產方式。在西瓜的生產中,姐姐一直不是母親的對手。我母親的全部判斷來自於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的直覺,這是最直接的知識來源；姐姐間接地接受了一些不確定的信息,有真有假,這使她在判斷信息的時候,與大多數人一樣。另外，母親種植的西瓜使用農家肥，不打農藥,這樣一個從宗教與傳統上的考慮,使她的西瓜反而獲得了另一個環保的附加值。在一個口碑傳播環境下,她的西瓜有更高的附加值，這就像法國鄉村的紅酒生產一樣，是一種藝術化生產。

　　秋天的時候,母親的西瓜往往以高價售出，姐姐的西瓜則是低價賣出。一個是老字號的藝術化生產模式,一個是現代的機器式的標準化生產模式。在小?土地的競爭中，取勝者是前者；但如果在大塊土地的競爭中，獲勝者往往會是後者。

　　她們悄悄地生產,默默地生活。這樣的方式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中,一天一天地改變了最底層農民的生活命運。這些土地與農業實踐樣本用去了十幾年的時間積累。在加深了對於土地的情感依賴和農業生產的技術性知識掌握後，他們的學習曲線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勝過過去十幾年的積累。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

　　2010年春天，在成都的一次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研讨會上，學者們提出了更多對於未來中國農村改革的設想，但良治的土地政策是小康社會的政治基石，也是新農村建設的基础。

　　在政治上沒有最終確定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目標前，面對城鎮化的浪潮，農村土地同價同權、農地以商業化方式對話城鎮化、農地的使用權讓渡流通是未來20～30年這個國家在農村實現小康社會的政治與經濟支撐。

　　在上述問題上，20世紀下半葉完成了農村土地改革的臺灣地區有特別的借鑒意義。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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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