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級大生產線——中國的光榮與夢想

　　對於晚近發育的現代國家來說，工業是理想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

　　中國東南沿海的地理級生產線建立，是洋務運動時整個國家的思考體系根本不敢想象的工業化結果。是的，歐洲的德國、亞洲的中國，他們都是所屬大陸中晚近解構了封建主義而對工業化神聖崇拜過的國家。後來，德國在選擇工業化時，因為功能性社會的缺失而使經濟與政治失衡，對歐洲此前的工業發展格局有過一次軍事大沖擊。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了新的理想主義社會制度後，對於工人、工業化的遲到的崇拜在後來的大躍進、大煉鋼鐵的焦慮心態中一覽無餘。

　　90年代末，中國在整個東部海岸線建立的龐大的全球性工業生產線，並不是出自工業化心態的訴求，而是源於對於生存困境的突破，這無意中了卻了百年歷史心結而成為整個社會大變革的真正底層架構。

　　我們可以預言，90年代的後期與21世紀的早期，一定會越來越多地被研究者寫入中國經濟史、中國開放史、全球化發展史、信息生產史……這十年，世界工廠與信息全球化的雜交，使中國東南沿海有了自1870年以來全球化與自由市場發展的一段黃金歲月。身處歷史往往並不能使我們更清晰地看到它的歷史價值，尤其是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中國開始解決社會領域的問題時，對於第一個10年的經濟發展史往往會充滿懷疑。這不奇怪，批評者都是以當下的合法性去統量所有歷史現象的。

　　制度經濟學家張五常在幾年前曾經“瘋狂”地感歎：那時是中國自漢唐文明以來，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好的時代。制度經濟學家會比政治學者更中性地評價歷史，尤其是在意識形態複雜變幻與輿論虛構的時代，這樣的評語已經很少有人能夠發出。張五常對於中國經濟的觀察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他最早運用自己的學術理論預測了中國會在改革開放後走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道路、評價了鄧小平的土地承包制度的偉大歷史意義並預言了中國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的正確性，同時，他也是最早且火力最強的勞動工資控制制度的批評者。

　　無論如何質疑，公元1998~200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全球金融危機前的這一段歷史真空期是中國發展的黃金年代，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匹配能效比、國內環境與國際環境的發展趨勢看，都很難再能夠找到這樣一段寶貴的發展期。在這一段歷史中，中國首先超越了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神話而成為世界工廠，隨後，中國的各項經濟指標開始超越它在100多年前就渴望超越的對手：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日本（2010年），並直指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超越歷史的自卑是國家文化复興的第一步，對於中國與印度這樣的文明大國來說，經濟占有主體並不重要，一旦文化確定全球話語權，對於人類文化與存在才是最大的貢獻。

　　80年代，新華社記者王志綱（他後來成為一名趨勢與戰略研究者），曾經在一篇歷史性新聞作品《風帆起珠江》中激情地贊揚了珠三角熱氣騰騰的生產方式。在他的筆下，廣東東莞市的樟木頭鎮，就像美國當年西部大開發一樣，混雜著低下與野蠻、年輕與浪漫的歷史氣息。那是中國大開放中的一個縮影，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勞動力，懷揣向往外面世界的夢想與生存需求，來到這樣一個移民小鎮上，開始創造他們的財富與夢想，完成從農民向工人的歷史性轉變。整個珠三角，都是那個年代濃縮著鄧小平對於中國未來想象的全部色彩元素的一幅大畫作。

　　這真是一條“地理級”生產線，它以太平洋西岸的大河入口處為產品的下線點，以大江大河為組裝線，以山脈湖泊的地理分佈為不同生產模塊的分佈點，以黑夜的燈火為證明，開始源源不斷地把商品沿公路集散到港口，從中國南部的一個又一個良港運往世界各地。珠三角地區的港口百舸爭流，長三角的大地上機場轟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宏大歷史描述，100年後在中國的東南沿海中重現。

　　你可以說，它是一條地理級生產線，它用一個國家的半壁江山為全世界生產，它的13億人口在大地上東西遷移，南北流動，這樣的壯觀景象100年也許只會有一次。從GOOGLE地球上夜晚的分佈看，中國東南沿海目前仍然比印度東西兩岸都要明亮和寬大，日本的關東地區雖然燈火通明卻不會再迎來一個70年代（日本的黃金年代）。這是鄧小平的改革遺產，是這個國家在黃金發展高潮中的重大實踐收獲。

　　自1990年初到21世紀初，春運是驗證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一個指標，內地的勞動力在舊歷新年前要回到故鄉去，這樣的故鄉在一代勞動力完成所在城市的定居後將成為絕望的鄉愁。這真是開放社會的混合之美，在雜亂中充滿希望，在變化中充滿歷史的審美，一個國家要積累很多年才會等到這樣的一個時代。中國的歷史計算中，30年為一世，改革開放已經超過了30年，一世產生了，第二世正在到來。

　　產業資本的積累在人民幣升值前達到了它的黃金節點，隨後，中國從吃人口紅利轉入土地紅利。這是第二世的到來。土地紅利同樣是改革開放前國有產權的土地制度在商業化過程中爆發出來的急劇能量，這一帶有金融屬性的釋放在21世紀前10年開始在核心城市出現，隨後一波又一波的潮流開始推向二線城市和三線城市。土地紅利的釋放完全不同於人口紅利的釋放，它在中國有其特別的心理積澱，封建時代的土地心理與當下這個13億人口的國家的住房問題都在受到這樣一種文化方式的影響。土地紅利的快速釋放使其金融投機吸引力不斷增強，並導致了全國性的“賣地財政”。2008年，奧運會為高漲的工業化收官，其歷史特性十分類似於日本當年的奧運與世博會發展收官戰。在產業資本開始向土地紅利的鬥爭與爭奪中流動時，社會領域的問題將會被啟用。這一問題在21世紀的20、30年代將會成為主要現象。本書的後幾章將會專門讨論土地與房地產問題。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