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語法體系（2） - 兄弟財經外匯返佣

　　發達國家對於農業產品的補貼並不一定是值得學習的。地理區域較小的發達國家往往對於農業的補貼比較高，農民的票決權和他們把農業看做國家文化方式的風景是一個重要原因。這在歐洲與東亞的小型地理區域國家表現得尤其突出不是偶然的。中國加入WTO時，日本對每一頭奶牛的補貼是2 000美元，歐盟是913美元。相比日本、韓國等東亞發達國家對於農村市場的保護，中國對於農業生產單元的補貼很少而且也不具備補貼的條件。在當時的條件下，選擇對農業領域的開放是富於戰略眼光的，農業這一古老的產業和它與土地的綁定註定了它不會像工業品那樣標準化、冰冷和易於侵略。李嘉圖的比較貿易理論說明中國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走出去，美國的大生產農產品走進來。從全世界範圍來看，經濟越是發達，地理禀賦差別越大，農業的藝術化生產就越有利於保護自己在本土的發展。除此之外，中國有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的勞動力向工業化補給以及自身的城鎮化，都使得2000年前後的入世農業談判沒有太多的技術與政治包袱。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糧食安全當然依賴WTO給予的外國農產品跨國流通，中國自己還畫出了一個18億畝紅線的圈子。糧食的自主生產與進口補給是安全的備份，這要比封閉的農業市場有利。批評者在理論上的錯覺往往在於，放開農業市場意味著中國到處都是美國和加拿大的小麥。即使有農業補貼，跨越太平洋的運輸對於出口國的糧食價格競爭力都是一個很大的制約。全世界能夠在糧食上大範圍輸出的只有美國、加拿大、俄羅斯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經歷了2009年的全球結構性糧食危機（東南亞、阿拉伯地區），經濟學家重新發現，不必擔心進口農產品會沖擊本國市場，而是進口農產品盼都盼不來，2009年，泰國一度與越南都限制了大米的出口，令菲律賓的國內經濟十分恐慌。

　　金融是WTO談判中的另外一個難題。中國脆弱的金融體系一度自卑到“狼來了”怎麼辦的地步。語言上喚醒這種恐懼感的是“狼來了”這樣一種源自潛意識的畏懼，相關的準備工作分別有：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剥離了銀行的壞賬、設立了銀行監管機構、銀行上市融資、輿論對於金融行業的鄙視以喚起他們的自強之心。但入世後，按照既定的時間表，狼並沒有來。人民幣業務對外資銀行開放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的省會城市後，外資銀行也沒有大步擴張。在北京、上海等地，匯豐、花旗、渣打、荷銀等外資銀行的分支機構只是瞄準了有錢人群體並小心地經營一部分公司與個人業務。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因為將有毒資產賣給中國富人並血冼了他們的財富，外資銀行一度臭名遠揚、灰頭土臉。金融危機後，工商銀行股價超過美國花旗銀行，其他國內金融機構資產規模也是名列前茅時，入世時的那種擔心已一掃而光。

　　2001年，中美WTO談判組在艱苦的讨價還價後終於達成共識，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在中南海接見雙方的談判組成員時指出，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中國歡迎這一結果。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包袱沉重的國家，中國擁抱了WTO。2011年春天，入世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在撰文回憶這段歷史時相當感慨，他說，中國做出的那一次歷史決定富有戰略眼光，它的功用甚至才剛剛開始發揮出作用。

　　中國加入WTO不久，“9-11”事件爆發，美國在戰略上轉入反恐議程。短短幾年間，中國就成為全球工廠並成為WTO與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9-11”在戰略上為中國利用WTO發展經濟給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時機，否則，在經濟稍有突破時也會受到重重的外部壓力。在國際時政中，這算是歷史的偶然性，但歷史的必然性是WTO對於中國本身的制度性改造。到了全球金融危機後，WTO與全球化一夜間成為發達國家仇恨的目標之一。

　　檔案研究學者會註意到，在90年代末的中國共產黨文件中，“全球化”這樣一個詞語出現的頻率之高是令人驚訝的。WTO說明這個國家在短短幾年內就學會了“世界語”。

　　整個二戰後，不發達國家的貿易起步都是以重商主義為出發點開始的，這在中國也不例外。因此，文件中用全球化或WTO為自己的商品走向背書無可厚非，但WTO最終說明在中國建立了一套全球化生產與發展的思想啟蒙體系，並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構建，這是真正的大事情。至少從2005年的改革爭論中看，加入WTO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收獲。中國的1億件衬衣的收益與一架美國波音飛機的跨國平等交換，是WTO的天平上最好的優勢貿易理論表述。亞當-斯密的自由交換理論與李嘉圖的優勢交換理論，在100多年後為中國發育很晚的工業化體系與工業社會的建立仍然起到了導師作用。它說明中國縮小了與世界的發展距離。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家馬丁-沃爾夫在他的研究文章中曾這樣論述：自1820年到1980年，全球化對於人類不同階段的最大貢獻是，它縮小了國家之間的距離；而對於一個國家內部來說，它?距離差別遠遠小於國家的外部差別。平均來看，很多國家內部的差別比例，在1980年與1820年並沒有拉開多少。

　　仿佛是全球化經紀人的WTO組織，這個一年只有8 000萬美元運轉經費的國家間組織，已經說明中國建立了全球化的新語法體系：①資本市場的統一遊戲規則；②金融實體的基本運營標準；③央行的分立；④貨幣政策漸進的權重強化；⑤降低汽車等核心行業的關稅；⑥放棄對幼稚產業的消極保護；⑦部分地取消國家補貼；⑧國際通用的廣義經濟語法（法律、會計等）統一；⑨社會性領域的開放如文化行業中的多元文化合法性建立；⑩“三農”問題在全球化框架下解決的機制；自由貿易思想占主導地位，平等貿易思想為次要地位；黨的文件中對於全球化的程序性論述；對於WTO的尊重與路徑依賴……

　　從亞洲金融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的10年間，WTO影響下的中國建立了一套接軌全球化的經濟法律體系並開始漸漸使這些法的理念與國民的經濟實踐互相承認並結合為一體。新馬克思主義者哈貝馬斯認為，法律是基於一個國家的思想與道德實踐的產物。這10年的經濟法律體系是在全球化這樣的大背景下制定並實施多年，它對於中國未來政治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單是“產權”與“物權”這兩個基本概念的深入人心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