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教育和專業商學院的歷史發展

　　專業商學院的興起是從十九世紀開始的。正如大家註意到的那樣，到那個時期，高等教育變得非常專業化了，美國尤其需要更多實用性課程來滿足其工業化進程的需求。與此同時，隨著全新一代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努力吧自己和低等的勞工階級區分開來，多個專業性組織開始興起。美國醫學協會、美國律師協會和美國經濟協會就代表了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人們對結構和秩序的關註；一個日益複雜的社會中，為從事實際工作的專業人士建立標準成了一種傳遞合法性信號的方式方法。

　　隨著現代公司為越來越多的白領提供工作，那些身處新創造出來的職位上的個人也開始尋求專業地位以及相關相應的尊重和社會聲望。商學院的歷史也因此與美國中產階級當中興起的專門化和專業化這一大趨勢內在地關聯在了一起。

　　盡管有著十九世紀這樣的情境，商學院的歷史還是與人文教育理想的長期歷史一樣，具有共同的基础。將一條教育路徑看作是以實用性問題為主導，另一條教育路徑看作是致力於人類發展進程中更崇高的理想為主導，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每一個時代，人文教育總是要負責培養能夠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去的各項品質和能力。例如，希臘羅馬社會意在通過人文教育來為社會培養一批精英領導人。盡管在關於究竟應該強調課程中的哪些組成部分方面大家各執一詞，比如說究竟應該是強調修辞還是強調邏輯，但是教育的最關鍵目標是塑造出模範的公民，讓他們為領導整個社會做好充分準備。而且，中世紀的人文學科學生並不都是僧人；有許多都是精英分子，人們希望他們在接受教育後能夠成為社會的領導者。

　　最早的美國人文藝術學院也不僅僅是培育“深刻的思想家”而已；耶魯大學的建校文獻中指出，“年輕人可以接受藝術和科學的教導，在全能的上帝的祝福下擔當管理教堂和國家的公共事務。”事實上，清教徒總是在積極地尋求一種方法，用來緩和宗教信仰與自己獲取的財富之間的張力。財富的獲取，一直讓他們引以為傲，事實上也被視為是上帝恩宠的體現。有關“天職”這一概念，即清教徒通過工作來敬奉上帝，也展示出實用與神聖之間的調和：“一個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一個稱義的人，他是秉承信仰、堅守職業的。不僅僅是我的精神生活，甚至包括我在這個世界上的世俗生活，我這一生，都將秉承對對上帝之子的信仰。”

　　當英國的北美殖民地變成了美國之後，人文學科的價值觀就用於服務全新的共和國了。正如戈登-伍徳所指出的那樣，美國開國者堅信，這個新國家的成功靠的就是其對古典道德理想的堅守，這些理想取自於自己所熟讀(當然是翻譯過來的)的希臘羅馬文獻。當然，灌輸這些理想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教育。

　　本傑明-拉什和其他人也都意識到了，美國民衆是不太可能自發地接受共和主義的精神的，或者說不太願意接受把國家的利益放在個人欲望和先入之見之上來考慮問題。相反，“這些共和派的弟子必須‘接受教育，才能明白自己並不只是屬於自己，自己是公共的財產’。”託馬斯-傑弗遜創立弗吉尼亞大學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開發年輕人的理性判斷的能力，”同時也是“調和與促進農業、制造業和商業領域的利益。”

　　在傑弗遜式民主制度的推動下，在白人男性中普及選舉權這種做法提升了社會對受過教育的民衆的需求；盡管當時高等教育仍然還只是精英群體的專屬權利，十九世紀蓬勃發展的公共教育運動不僅僅擴大了普通民衆的識字率，而且也將這樣一個理念傳播開來：一個受過教育的公衆能夠做出符合道義、富有智慧的投票決定。人文學科與政府和企業的實際運作之間的關聯到今天一直存在、未曾改變，在大多數大學里對通識教育課程的要求就是明證。許多教育機構都已經調整過或正在調整自己的通識教育課程，以便更好地響應今日社會的需求，但是人文教育理想背後的推動原理則始終如一，那就是：為社會輸送秉承公共價值觀的全面發展的學生。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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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