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和經濟劇變（1）

　　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社會和經濟發生之前，商學院向分析能力的轉移和專科化傾向的增強一直沒有收到挑戰。人權運動推動了新文化趨勢的形成，在這種趨勢中，傳統和傳承下來的價值觀受到了質疑，進而在學生中引發了這對越戰、婦女權利、同性戀權利以及大型軍工企業之類問題的抗議運動。水門事件引發了一場極為嚴峻的對政府的信仰危機，大型綜合企業LTV集團所發生的金融欺詐行為最終導致了該集團的破產，同時也大大玷污了私有企業的形象。美國經濟本身經歷著影響深遠的變革。戰後不斷發展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复返了，相反，中東地區發生的戰爭使得石油價格不斷上漲，傳統的經濟理論完全無法解釋清楚為何會發生滞脹現象。美國制造業的工作機會隨風飄散，這一趨勢一直持續直到八十年代。卡特總統在1979年7月15日發表的“萎靡”演講折射出了全體美國人的心態，他說：“我們正在面臨一場道德和精神的危機。”

　　政治家們和經濟學家努力希望能夠找到國家遭遇到這一不幸的根源和出路。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經濟學派竭力勸說政府不要過多地干預市場，反對凱恩斯關於用公共開支來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美國政府指責歐佩克石油組織不僅造成了石油短缺，而且還帶來了不斷蔓延的通貨膨脹。亨利-明茨伯格在1973年和1980年所進行的有關管理者的研究《管理工作的性質》一書揭示出管理活動固有的非人性化特質。在明茨伯格看來，所謂的白領，跟泰勒筆下使用鏟子的工人一樣，都是其時代的奴隸，異化於工作之中，被上級賦予的任務掌控。哈佛商學院教授羅伯特-海耶斯和威廉-阿伯內西在題為“加強管理規避經濟衰退”一文中認為，管理學教育罪魁禍首是，一味地強調管理學是一門科學最終產生“一個錯誤而又淺薄的觀念，使得專業的管理者，其實是‘假專業人士’，錯誤地以為自己冒冒然地“空降”到一家完全陌生的公司，通過推行嚴格的財務控制、利用投資組合概念和市場驅動策略這幾招就能夠成功地經營好該公司。”

　　公司高管們越來越被看作是一群鬆鬆垮垮、盡惹麻煩的人，壓根沒有能力管理好公司。隨著股東價值和短期財務結果成了公司業績唯一有效的衡量標準，芝加哥學派的市場驅動哲學充斥著對美國式資本主義的讨論。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開始，經濟學家對商學院的影響逐漸增強，代理理論主導了MBA課程。根據代理理論，管理者被視為股東的代理人，同時管理者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往往與股東的價值觀有沖突。

　　有效地調和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的利益的秘訣在於根據股票價值的提高來獎勵和回報管理者。永股票期權和激勵的有效利用可以確保管理者在保證自身的收益之時也盡力為股東利益服務。正如庫拉納所指出的那樣，代理理論造就了一批新的管理者，他們“不再是公司及其價值的受委託者或者監護人。相反，他們只是被雇佣的人、是一批自由的代理人而已，對任何集體利益或者準則都不承擔永久責任，站到專業人士的對立面去了。”

　　管理者對公司不再有任何忠誠感；相反，他們視自己的工作為由市場驅使的完全的交換行為，不帶有任何感情成分，不包含任何人的關係。借用德魯克的話說，公司的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你得帶著自己的大砍刀來。”公司裁員、精簡、重組，不管你喜歡使用哪種說法，美國企業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進行的大規模的人員重組風潮特別強化了代理理論所倡導的工作理念，即把工作的性質看成是短期的，在工作場合不存在任何關係和社群。各種類型的雇員在同一個巨大的勞工市場上競爭，而“曾經希望像金字塔一樣基業長青的公司……更像隨建隨拆的帳篷。”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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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