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稅收如何助推高物價

　　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速幾乎每年都是中國GDP增速的兩倍。在2009年，即使受世界經濟衰退和中國外貿出口急遽下滑的影響，中國政府財政收入仍有11.9％的增長。2010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速攀升到21.1％，為全年GDP增速的204.85％。2011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顯然又進入了超高速增長的軌道，1到4月份，同比增幅竟高達33.2％。

　　《南方都市報》曾報道一則訊息，據業內測算，中國消費者每購買一輛國產車，所承擔稅負大約占車價的40%（進口車綜合稅負最高可達144%），是美國的7-10倍，為世界之最，導致車價居高不下。例如新索納塔在中國官方售價每輛為16.69萬-24.99萬元人民幣，而在標準法規更苛刻、對汽車質量要求更高的美國，售價僅為12.58萬-17.95萬元人民幣。其他方面高稅收助推高物價，大同小異。

　　著名經濟學家、复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韋森認為，從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教科書的基本原理來講，並不是所有稅收都會推高物價。譬如，一些直接稅（尤其是工薪所得稅）會直接減少居民家庭和企業的收入，從而對社會的總需求和通貨膨脹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中國目前的稅制中，直接稅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占政府財政收入的比重很小。譬如，2010年全國的個人所得稅只有4,837億元，只占全部政府稅收總額77,390億元的6.25%。故此，盡管2010年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增加了22.4％，但僅這一項稅收增加對抑制總需求的影響恐怕是還是微不足道的，而中國高達數萬億元的灰色收入（王小魯博士的估計數字）又顯然是不受稅收增加的影響。由此來推論，如果不能說直接稅的增加對抑制通貨膨脹沒作用，至少可以認為這種抑制效應在目前的宏觀經濟格局中很小。而另一個衆所週知的事實是，目前中國稅收的主要構成是間接稅，包括企業增值稅、國內消費稅、營業稅、資源稅，以及進口商品的關稅等等。只要一種商品和勞務的價格需求彈性不是無窮大，不管這些商品生產和流通中的間接稅的增加最終是由生產者來負擔還是消費者來負擔，最後都是要計入商品和勞務的最終價格而推動其價格上漲的。如果一種商品的需求彈性為零（如某種生活必需品，像大米、食用油、食鹽這些必需品），政府稅收增加多少，該商品的價格就會成比例的上升多少，且稅收負擔幾乎會全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種由稅收負擔的增加所推動的物價上漲，在財政學中被稱作為“前轉嫁”（forward shifting），即賣方通過提高所售商品、服務和要素的價格把一部分或全部稅收負擔轉移給買方。政府間接稅的增加，會推高商品的價格，應該符合財政學和稅收學的基本常識，且不管是實行“價內稅”，還是“價外稅”，結果都是一樣的。

　　在中國，由於石油、電力能源等資源性行業和電信等基础服務行業行政壟斷導致產品和服務長期質次價高、職工工資又長期處於世界低水平行列，因此，不管需求有無彈性的商品，稅收的增加都沒有可能使企業“內部消化”，即使其中極少數企業有“內部消化”的能力，對絕大多數行業來說也沒有“內部消化”的能力。而不能“內部消化”不斷增加的稅負成本，就只能“外部轉嫁”不斷增加的稅負成本。這“外部轉嫁”的唯一途徑，就是提高價格。

　　盡管近幾年，除了極少數地方試點物業稅以外，政府沒有提高任何稅種的名義稅率，但是，由於目前（或之前）政府定的稅率太高，大多數企業和商店都有某種避稅、逃稅甚至“偷稅漏稅”的方法和措施。在此情況下，只要稅務局“加大稅收執法”，稅收“徵收率”就會大幅度提高，從而相當於實際上提高了“稅率”。

　　

本文摘自《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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